爱华网一、“治理”的来源及涵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高校经历了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高校正逐渐与国际接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场新的高校管理改革。在这一场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较具影响力的有“管理主义”、“高校去行政化”、“后官僚制”、“企业家高校”、“苗条高校”、“善治”、“新高校管理”等。在这些名词中，“治理”与“善治”正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这一理论不仅为本国高校的管理提供参考，而且对诸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等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在他的著作《治理与善治》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治理一词的来源以及善治理论，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治理”是一个很早就出现的一个名词，但是，现代西方社会广泛运用“治理”这个名词，是建立在对“治理”所赋予的新的含义的基础上，对高校管理提出的一种新的改革方向。综观各学者的观点，“治理”是讲求高校、学生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高校治理就是强调高校、学生以及社会组织之间，在以高校为主的前提下，更多地注重学生及社会的参与，从而更好地提高高校自身管理、处理相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 二、高校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困境 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是实现高校管理优化从而达到善治的必要条件，离开学生参与，高效的管理目标很难达到，高校治理会变得软弱无力，缺乏学生的支持。但是，高校治理中，学生的参与会出现一些困境： 1.主体意识淡薄，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什么是主体意识？学生主体意识有两层含义，当学生直接面对高校权力运作时，它是学生对于这一权力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学生离开或侧身面对高校领域时，它是对高校利益的自身维护和积极参与。主体意识的淡薄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史有着一定的联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是我国学生意识的淡薄的思想根源。 我国学生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与高校治理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学生参与因地区、因市、因省而异，即便是上海、北京等经济比较发达，学生素质相对较高的城市，学生的参与意识也是非常有限的，很多情况不尽人意。许多学生对选举代表、选择治理方案等方面的投票表现得比较消极，要么弃权，要么随意投一票。当然，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即便是在美国，学生的参与率也是非常低的。正因为如此，参与才显现得更为重要，参与本身也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法律意识。 2.学生参与的非理性化 在我国，相当数量的学生参与高校治理不是基于学生的责任感，不是出于对自己的学生权利和义务的理性认识、理性思考，而是凭着某种冲动参与的，有时甚至只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这一现象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互联网相对于现实社会来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就有网民利用互联网的这一特性，大肆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这些言论或意见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判断，影响到高校治理的客观性。 学生参与高校治理常常还具有从众性。所谓从众，就是非理性地学习、模仿他人，随大流。[1]就以选举现象来讲，现有的参与者，有些是迫于无奈，带有很强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倾向。一个地区的学生如果对高校情况知之甚少，而且存在时间方面的冲突，那么弃权或委托选举发生的概率就会比较大。如果委托人与被委托人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相似，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作出同一选择。由于学生对参与的内容或目标不很了解，同时又与周围的人具有某种相似性，所以外在地表现为从众现象。高校治理中学生参与的从众性表现在网络上则为盲目地跟帖，将一些高校问题扩大化，将它们的危害扩大。无论是因为冲动、发泄参与还是从众性参与都体现了学生参与的非理性，影响高校部门自身的管理以及对学生的管理。 3.学生参与的能力不足 高校治理中学生参与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在于学生缺乏对高校治理的有关方面知识的培养，对有关资讯了解得不够详细、比较片面。学生受自身素质、专业修养、对资讯的掌握程度、理解程度和对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及途径的认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他们参与的能力与参与的要求不符，其思维和行动显得比较僵化，参与效率低微。 例如：现在很多地区采取听证会制度，在公开高校部门决策的过程中，采取了学生参与旁听的政策，但是旁听的学生只是觉得很新鲜，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真正参与，没有对相关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4.学生参与的机会不均等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我国某些欠发达地区的很多不具备参与高校治理的机会。虽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高校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可能性，但是在我国的一些边远的区，会有学生因缺乏起码的信息技术能力而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这一部分人丧失了利用网络参与高校治理的机会。 学生参与的真谛是使和高校利益相关的学生都能参与到高校事务的讨论与决策中，而现代沟通技术对于学生参与的限制，等于限制了参与高校治理的学生的范围。如果让一部分边远地区的学生失去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机会，就等于增加了一些非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事务的讨论和决策的比例，那么，这种参与的局限性甚至比当今社会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政治参与还要大。毕竟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充分，农村条件与城市相比仍然相距甚远，地区之间差别还是较大的，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对我国的社会问题认识更加深刻，对高校治理更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5.高校的干预、管制 高校治理理论引入到我国的时间不是很长，我国在接受高校治理理论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中国高校目前还是以垂直管理为主，过分强调学生参与平等治理的机制，容易使不成熟的官僚制的弱点暴露在学生面前，从而削弱高校的合法性基础。此外，在社会上，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学生素质的参差不一，有些学生在实际中会表现得异常的自由，如果不加适当的干预，会形成无序状态。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家不会将高校权力责任分散化，而是要加强高校的中心地位，集中更多的高校资源来培育学生组织。所以在学生组织还没有发展成熟的现状下，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参与高校治理，只是在高校主导下的学生参与。 三、高校治理中学生参与机制的完善 盐是好的，但过度食用会中毒；娱乐是好的，但娱乐过度会荒废正业；财富是好的，但过度追求会导致人性的丧失。任何事情都需要平衡。通过对高校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困境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学生参与高校治理还不是很成熟，有时甚至对高校治理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想要阻止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相反，只有让学生更好地参与高校治理，才是解决困境，达到“善治”的有效途径。为此，高校应当为学生参与高校治理创造良好的环境： 1.增强主体意识，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价值 增强主体意识，要求学生对高校事务持有较高的热忱，要求学生真正承担起高校管理的责任，提升高校治理能力。学生尤其是参与主体的责任性越大，表明善治的程度越高。培育以“独立自主、诚信、责任感”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学生积极参与高校治理的人文底蕴。相对削弱中国文化中的“臣民意识、等级观念、中庸之道、平均主义”[2]的倾向等，强化“平等观念、责任意识、积极参与意识、宽容精神、互利互惠”等。 2.逐步提高学生参与的能力 学生参与的能力包含学生对于高校治理方面知识的掌握程度，包含学生对于信息以及政策的理解程度，包含学生思维方式的发散程度等。学生参与的能力有赖于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学生本身的受教育程度，良好的教育是提高学生参与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还很难要求绝大多数学生都具有很高的思维能力和素质，毕竟我国无法摆脱“人口大国”这样一个“敬称”。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提高学生的参与能力完全可以实现。
3.疏通学生参与的途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各阶层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在加深，网络化将有力地推动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网络虽然有其弊端，但是不能否认它在学生参与高校管理中的“桥梁”作用。高校应开发一些网上交流平台，诸如在线提宝贵意见，公开在线协商等类似的系统，方便了解学生需求和汇集公众意见。还有一些诸如网上投票、在线互动等活动的展开，为学生参与决策过程提供操作平台。高校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学生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学生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4.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高校治理的最高准则，任何高校管理者和学生都必须依法行事，在规章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法规不仅可以规范学生的行为，使他们更为理性地参与治理高校事务，保护学生的自由、平等及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维持正常的学校生活秩序，还可以制约高校的行为，控制高校的管制力度，约束高校部门管理者的行为。 5.逐步做到高校事务信息的公开化 将信息技术广泛地用于高校部门的管理中，可以提高高校部门的管理效率，使高校部门的管理流程以及财务开支更加透明。同时，信息技术也促进了高校部门信息的公开，使每一个学生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高校政策的信息，包括教育部门政策、教务信息、就业信息、评奖评优、后勤管理、财务预算、高校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学生所知，以便学生能够有效地参与高校决策过程，并且对高校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 高校治理追求的理想状态就是达到“善治”，学生参与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必备条件，学生参与机制的实现，有利于“善人”与“善事”的发展，进而达到“善治”，实现高校治理的最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