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香成这辈子三次回到中国。第一次是1954年，刘香成3岁，身份是难民之子。第二次是1976年，25岁，美国《时代》杂志摄影记者。第三次是1997年，46岁，时代华纳公司驻华代表。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刘香成用自己的身世机缘巧合地经历或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过程。尤其在第二次回国期间，他用镜头记录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巨大转变，并及时传达给了世界。今天，作为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组织参与者，刘香成要做的还是让中国和世界彼此沟通。而中国要让世界了解自己，必须首先让自己认识自己，能够完成这种认识，要通过巨大、艰苦的努力，那些黑白影像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转变的剪影
——刘香成和他镜头里的中国
中国人如果不能坦诚地面对过去30年乃至过去60年这个国家真实而完整的历史，就算经济实力笑傲群伦，她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吗？
这一次，在刘香成包里，装的不是沉甸甸的摄影器材，而是沉甸甸的三本以中国为主题的纪实摄影作品，当然，还有上面那个同样沉甸甸的问题。
两本当代中国的影像历史 《中国1976—1983》安静地躺在刘香成的手里，封面是他自己那幅成名之作—— 一个在主席像下滑旱冰的中国青年，鸟一样的张着双臂。说是新书，其实已经不新了。它最早的版本，是作为美联社常驻北京记者的刘香成1983年离开中国时，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初版名为《毛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刘香成是唯一一位在北京的西方媒体新闻摄影师，他替发生巨大转折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这本书先后再版4次，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转变的中国。但最终辗转回到故土，却是27年后的今天。
在刚刚面世的中文版的自序中，刘香成用饱含感情却又不无苦涩的笔触写道：
“我从未想象过《毛以后的中国》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出中文版。我毕生，或者说至少是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人，我多么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纵使我知道这终会成为现实。”
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刘说，在中国，对事物的认识需要时间，这与30年前中国人民开始现代化之旅而走向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本书的出版，不仅是我的一小步，也是人民开始回顾毛泽东去世后岁月的巨大标志”。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前1个月，刘香成编辑出版了另一本纪实摄影作品集《一个国家的肖像：中国人眼中的中国》。这是他前后花了4年半的时间，翻遍所有能找到的中国摄影师拍摄的与此主题相关的图片，最后采纳了其中88位的作品所编成的一本书。
谈起初衷，刘香成回忆，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时，他在贵宾楼饭店上看到北京市民涌到天安门广场庆祝，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等到7年以后北京奥运开幕时，国际社会以及中国人自己，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会不会从视觉方面理解新中国自1949年来走过的这一段路？
“当时我给自己的答案是，我想世界不会看得太明白，中国至少有一部分人对过去也可能不是很熟悉。”刘香成说。
而多年来，在外国人的摄影集里他找不到自己所认识的中国，在国内出版的摄影集里，他也找不到自己所认识的中国，刘香成下了决心，“要把自己认识的中国再现出来”。
这本在全世界出版的影集，有英文、法文、德文版，以及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版，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中文版。刘香成说，希望它很快也可以和中国读者见面。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 见到刘香成，是在一个有关《中国1976—1983》的研讨沙龙上，地点是北京朝阳区光华路一家以经营人文类书籍为主的书店“时尚廊”。一头白发的刘香成，乍看上去比他58岁的实际年龄更苍老一些。也许这是多年奔波劳碌的摄影记者生涯留下的印记。但与同一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中国人相比，他说自己是幸运的，甚至不是一般的幸运。
1949年，身为报人的父亲从内地来到香港，两年后，刘香成在香港出生，名字是父亲起的。香成，就如“港生”一样，是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一个特定人群中极普通的名字。
刘香成说，父亲那一批知识分子对新政权怀着复杂的感情，既观望，又期待。1954年，父母将刚学会走路的他送回母亲的老家福州，他的童年时光，他最初接受的正规教育，跟所有内地城市小孩并无两样。
但由于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地主”，属于“黑五类”，不管他在学校如何加倍努力，老师评语中“政治表现”一栏很少会超过“丙”。他记得那场“大跃进”的狂热，也经历了随之而来的普遍饥荒，有一次社区杀了一头猪，他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配给的20克猪油，此事令他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情势更加恶化，为了不让儿子挨饿，父亲不得不安排他回到香港。当时，他在福州念书的小学对此非常重视，全体师生集中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为他戴上红领巾。刘香成说，那是他上的第一堂、也是印象最深的一堂政治教育课，这一体验使他对中国有了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关系和感情。
在香港，已经9岁的刘香成从头开始学习英语和粤语，暑假里，父亲指导他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这是他最早的新闻训练。
1970年，他离开香港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毕业前一年，他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课程，没想到这成就了他以后的人生，毕业后，他追随米利，在《生活》杂志当一名实习生。
“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刘香成说。
1976年9月，他受《时代》（Time）杂志委派，进入中国拍摄毛泽东的葬礼，他发现“曾宗教般虔诚地背诵毛的语录”的同胞们，“现在开始关心自己的未来命系何处”。他根本没有想到，从此他将开始拍摄“毛以后的中国”的旅程。
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而1978年他便成为《时代》杂志首个中国办事处的成员之一，并且是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不久之后又加入了美联社。
与此同时，包括他儿时玩伴和同学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内地城市青年，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返乡、高考。
当身处世界上最繁华的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刘香成，课余跑到图书馆里去翻看有关中国的资料，设法了解中国的近况时，他的同龄人却在为离开北大荒、内蒙古草原、新疆戈壁滩、云南原始森林而奔波，并且惶惶然不知前途何在。
两段遥相呼应的家国情缘 刘香成承认，对于这种巨大的人生反差，后来他有很多时候都在探讨和思考。不少当年和他一起由父母从香港送回内地上学的小孩，包括他的一个表哥，因为没能再出去，也到了边远地区插队，有些还在当地成了家。 “生活中某些事情，个人可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真的要看运气。”刘香成说。1983年离开中国后，他作为美联社的战地记者曾赴苏军入侵的阿富汗采访。有一次他与两位同行来到前线，从出租车里下来想拍路过的苏联士兵，遭对方拒绝，三个人匆忙退回车上时，他无意中跟另一位法国摄影记者掉换了座位。车刚开动，苏军的AK47步枪子弹就扫射过来了，有一颗子弹穿过汽车的铁皮和座垫，打中那位法国人，送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几乎正中要害。
“我当时想，天啊，那颗子弹本来是冲我来的，而我的身材比他瘦削得多！”刘香成感叹道，“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很多，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感激那些给了我那么好的机会的人。”
可能正因为对难得的“运气”心存感恩，刘香成异常勤奋。据他回忆，他第一次常驻北京时，有一天外交部新闻司一位官员告诉他，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65%由他拍摄。这位官员还半开玩笑地劝告说，希望刘先生以后工作不要那么拼命了。
在长达18年的新闻摄影记者生涯中，刘香成先后供职的《时代》杂志和美联社均对之委以重任，“哪里有困难去哪里”，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5年后，他后来又成为美联社驻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记者，足迹因此遍及世界上诸多热点地区，用相机见证和记录了无数重要的事件。
1991年，作为美联社驻莫斯科分社首席摄影记者，他因拍摄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瞬间而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达到了一个新闻摄影师所能企盼的职业巅峰。
然而，新的人生岔路口随后出现。
1994年在前苏联（那时叫“独联体”）的工作结束后，美联社总部希望刘香成回去当驻白宫记者，或者到布鲁塞尔做驻欧盟记者，但当时他对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出现了感情上的疲惫，这两项别人眼中的美差，他毫无兴趣。
他说，一方面作为战地记者亲临了至少六次战争现场，目睹了无数惨痛场景，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相机都不愿再碰，另一方面，他觉得人生的事业不能总停留在一个阶段里，随着年岁的增长，作为摄影记者，体力将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制约，而家庭尤其是子女也不能总跟着自己四海漂泊。
儿时的情结与青春的回忆，都在内心召唤他，要回到亚洲，要回到中国。
1995年，刘香成重返香港，以一贯的认真态度，花了一年半时间策划了一本中摄影月刊《中》，借此作为自己职业的新起点。他说，跑遍全世界从来都没有看到一本比较好的中文刊物，他希望改变这一点。
两个观察变迁的不同视角 由于种种原因，《中》这本刊物没有如刘香成所期望的那样持续办下来。1997~2006年，他又先后出任时代华纳常驻中国代表及新闻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并定居北京。在担任了2008年北京奥组委顾问之后，目前他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馆的影像策展人之一。细心的人会发现，近年来，刘香成已很少发表以往那种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新闻纪实摄影作品，倒是越来越多的文艺界名人出现在他的镜头前，从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到周润发、洪晃等等。这些作品与人们通常在时尚杂志里看到的名人影像，到底有何区别呢？
刘香成坦然面对这种质疑。他说，这并不是特地告诉大家自己拍了一些名人，只是这意味着他工作一步一步的转型，从报道性的纪实摄影回到人物肖像，他仍然尽量通过画面语言来寻找和表达更丰富的内涵，而且这并没有改变他对人感兴趣的基本原则。
但他对新闻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空间的展望，一定会让那些刚刚入行的晚辈感到欢欣鼓舞。
他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沿海所有大城市几乎都成功实现了都市化，接下来的十几二十年，内地的三线、四线城市以及整个中国农村，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些aihuau.com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值得记录下来。
他甚至认为，其实一个摄影师不必非到农村去不可，现在中国这么多大中城市里，年轻人以及中产阶级是怎么生活的，大多数媒体杂志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相对于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还有许许多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并未出现在镜头前，还有很多可能性未经发掘。
“如果我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我想我会抓住这个机会。”他说。
或许正是出于对中国城市和社会变迁留下一份记录的心愿，刘香成为世博会上海馆准备了一本名为《上海：影像历史1842—2010》的摄影作品集，这本记录了1842年开埠以来上海168年历史、厚达500页的新书，将于2010年4月初问世。
尽管正在为新的事业奔忙的刘香成，似乎逐步淡出了新闻圈，但他依然保持着对中国媒体改革和发展的浓厚兴趣。他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媒体，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媒体必须更深地介入。
“每个人都尽力做好一点点分内的事，整个社会就能极大地受益。”这位阅尽世事的传奇新闻摄影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