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大学生就业
主持人:记者 支玲琳
嘉 宾: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薪酬缩水、裁员精简、招聘压缩……对于今年众多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说,显然不是利好消息。于是连日来,各级政府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对毕业生们而言,这为他们“开启一面窗”。
有例可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大学生就业一度降至“冰点”。但也正因为这场危机,今天的韩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学生创业意愿和创业比例最高的国家。同样的转变,会在中国发生吗?
支玲琳:虽然有一些成功个案,但就总体而言,目前应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当前出台的这些政策,能否切中问题根本,将大学生吸引到创业中来呢?
周天勇:现在的优惠政策非常多。作为大学生,虽然可以轻松申请到创业基金,但他会思考:我拿这些钱干什么,市场在哪里?所以我们对大学生创业,应该有一个理性、客观的预期。不能指望政策一出来,大学生就争先恐后去创业。即便在发达国家,大学生创业比例也不过20%。如果我们能把原先不到1.5%的创业比例,上升到5%,就已经相当不错。毕竟,我们在大学创业教育、中小企业培育问题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课程衔接和环境准备。当然,从长远来看,大学生创业会是一个潮流。目前中国大学生创业比例太低,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挖掘的。
一方面积极扩大就业机会,一方面创造条件鼓励创业,当前“两条腿走路”的就业思路,值得肯定。当然,有关方面还是可以往前再走一步。比如,能不能把这些临时性的、特惠性的政策,变成常态的政策机制稳定下来?有些减免优惠政策,只能享受一两年,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这远远不够。再比如,针对大学生企业的资本金门槛能不能往下降降?按照现行制度,资本金有法定额度,如果不足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企业。事实上对初创企业来说,最初的几年,其实很难有什么积累。在国外,资本金门槛早已放开。我们也能不能多一些宽容机制,把这个自主权交给创业者,甚至推广上海等地的“零门槛”呢?再有,住宅办公司目前也是被禁止的。但有些创业项目,比如软件编程、策划创作,适合在家中搞,也节约创业成本。那么类似这样的限制能不能放开呢?创业是一个非常细琐复杂的过程,可能不仅需要大方向的鼓励政策,更需要细微的人性化的政策跟进。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细化研究。
支玲琳:鼓励政策要想落到实处,首先得周全考虑创业者的顾虑。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现在申请创业贷款、创业基金比以前容易多了,但如果失败了怎么办?会不会创业不成,反而背上一身债?在目前创业成功率并不高的情况下,这是很多大学生都担心的问题。
周天勇:创业失败谁来买单?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鼓励创业给了大学生三万五万的小额贷款,但是很可能,在100个人里,只有50个成功了,这还是理想情况。那么这笔钱怎么办?是不是该向创业大学生追讨?我认为,政府在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时候,财政部门必须得有一些坏账准备金,作好买单的准备。
但是,这并不是盲目的,我们得事先做好一些甄别遴选工作,看看哪些人适合创业,做到“严进宽出”———虽然我们鼓励创业,但绝不是鼓励所有人都去创业。此外,还要有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的全程跟进:不仅要告诉大学生如何开办企业,还要全程跟踪指导如何进行财务管理、风险控制。我认为,应该有专职的部门来跟踪做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们理念性的东西很多,但是系统性的可操作的东西还远远不够,这也是今后要着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支玲琳:不过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市场机会是不是比以前少了?
周天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萎缩,而大家又都不去创业,那更加是恶性循环。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更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现在对创业而言,租金更低、政策优惠更多,未尝不是一种机会。当然从市场机会来说,我认为还是取决于国内消费如何、这一轮经济周期何时结束,以及世界经济什么时候复苏。危中亦有机,这是我对大学生创业机会的理解。
从经验来看,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所形成的一波大学生创业潮,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此前的韩国大学生和我们的学生一样,也是以进入大企业工作为人生目标。但金融风暴发生后,政府开始把目光转向大学生创业,通过严格的创业遴选机制、细微周到“一条龙”化的创业支援服务,迅速吸引到了一大批学生投入创业。今天在韩国,大学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重高达50%以上,而且韩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之高,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韩国在短短几年间,就让自主创业理念深入人心,其中的经验,我认为非常值得总结。
支玲琳:一位创业者曾经说过:死掉的,不是因为缺乏资金;活下来的,也不是因为资金充裕。曾经我们以为,资金是大学生创业的头号难题。但事实上,可能并不尽然。换言之,今天的大学生创业,如果不差钱,那还差什么?
周天勇:从长远来看,通过这次危机,我们其实应该认识到,培育和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应该上升到更重要的国家战略层面去考虑。全世界的经验是,中小企业提供90%以上的就业岗位。而我们以前总是想通过大企业来增加就业,这其实很不现实。大企业、大项目,看上去“很美”,但过分倚重,可能是多了GDP,却少了就业。因此,从鼓励大学生创业开始,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中小企业战略应该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在体制上也要有所调整。不差钱,但可能缺了体制。我在《十问创业环境》中就曾经点出,目前的体制某些方面并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像一些税费制度,该是到了下决心改的时候了。比如我家里拿出10万元创业,市场不行我赔,认了;但如果是被各种名目的杂费给收走了,那还办这个企业做什么呢?
不过,回到大学生就业这个大问题上,我认为还是要从全社会的层面去考虑,创业只是一方面。如果企业倒闭得少,能够多提供一些就业岗位,那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现在正着力去做的“保增长”,我认为关键是要保就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