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是一股理性的力量。机构投资人的参与程度，关系到市场机制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在美国，由于机构投资者群体对一些大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已达30％—40%甚至更高，成为最重要的股东群体，且机构持股量的1/3已被指数化，在监管政策的鼓励下，机构投资者开始从遵循“华尔街准则”（用脚投票）转变为“积极行动主义者”（用手投票）。而欧盟上市企业由于股权集中度相对较低，机构投资者可有效集合零散投资者的力量，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在董事会决策中有良好的发言权，从而对大股东起到制衡的作用。此间，领头羊机构、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CalPERS) 推动公司治理改革，以及首次建立正式制度让机构参与选举董事的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经典案例，尤其值得国内上市公司借鉴。 机构“头羊”CalPERS CalPERS(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是美国赫赫有名的机构投资者。1992—1993年仅一年间，美国以CalPERs牵头的机构投资者就促使美国运通、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国际商用机器、柯达等著名公司更换了主要管理人员，此后这些公司的股票价值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如果时间往前延伸到1987—1992年，42家企业曾是CalPERS的目标公司，在成为目标前的5年里，这些公司股票收益率落后于标普500指数66%，成为目标公司后的5年里，收益率则超越标普500指数41.3%。有研究发现，CalPERS每年从其积极股东行动中取得的财富收益为18880817美元，而其行动成本仅为50万美元。这主要是由于CalPERS的投资规模巨大，采取股东积极行动后，即使仅将目标公司股票价值提高了0.5%，其收益仍将达到数亿美元。 像CalPERS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主要关注四类问题：阻止反收购措施，投票规则的更改，提高董事会以及下属各委员会(例如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确定管理层薪酬机制。 其参与公司治理擅于运用5类“兵器”。比如，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权利，包括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投票权、发起或者参与代理权争夺、提交股东议案等。比如，推动和督促董事会解雇绩劣经营者。机构投资者通过私下谈判或者公开告诫的方式，推动董事会撤换绩劣的经营者，促使公司业绩和股价提升。比如，定期沟通制度。比如，发表公司治理声明，CalPERS曾发表《公司治理核心准则和指引》，提出许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措施，进而影响目标公司的治理结构。再比如，公布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黑名单”。CalPERS自1992年起，就每年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布其年度关注的公司名单（focus list），这实际上就是“黑名单”，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关注名单”被称作是“对熟睡者的严重警告”，目标公司一旦被列入名单，便会受到极大压力，被迫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更加重视股东利益，努力提高企业业绩。 CalPERS的治理结构尤其值得一提。在CalPERS养老金计划中，全体参与者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管理委员会作为受托人，基金治理采取了以受托人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受托人拥有了基金管理的绝对排他性的权威。 目前CalPERS基金管委会委员有13人，其中6名委员由选举产生、3名委员为任命产生、4名委员为法律规定的当然成员，所有委员的任期为4年，期间不得退任。6名选举委员中，首先由全体计划参加者选举2名，再由各类别计划参加者各选举1名，即在职的州政府雇员选举1名，在职的学校雇员选举1名，在职的地方政府雇员选举1名，所有退休成员选举1名。3名任命委员中，加州州长任命2名，州参、众两院共同任命1名。4名法律规定的当然成员中，包括州财政部长、州审计官、州人事局的1名董事及人事局董事会任命的1名委员。CalPERS管理委员会拥有基金的投资权力。 CalPERS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混合构成特点，保证了各方利益的相互制衡，突出了管委会的权威性、公正性，有利于最大程度上保护和实现会员的利益。 CalPERS对中国企业年金计划来说极具借鉴意义。截至2012年中期，全国企业年金基金规模达到4198亿元。作为机构投资者队伍中的重要一员，由于企业年金社会政策属性的特殊性（实现社会成员利益为主要目的、非完全商业化的投资者）、资金属性的长期性、稳定性、收益性，必然会在公司治理中发展积极主动的作用。年金基金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在参与公司治理和进行股东积极行动时，关注的主要问题，采取的具体做法如公布关注名单、进行代理投票和提交股东议案、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联合行动等，都可从CalPERS做法中取得宝贵经验。 在治理结构方面，国内目前主要以企业内部人特别是工会成员、财务部门人员组成企业年金理事会，专业程度不够，也没有引入外部成员，往往使企业年金沦为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一种福利支付工具。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的理事会构成需要进行改革，可仿效CalPERS的做法，引入多样化的、代表不同利益的外部成员，并由劳动保障部出台具体政策，将年金理事会成员的构成制度化。即使采取外部的法人受托机构，在受托管理企业年金时，也必须建立单独的受托委员会，必须吸纳委托企业的受益人员代表、政府监管部门人员、独立的社会专业人士等参加进来。 洛克希德式董事选举
在成熟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除保持与管理层直接联系，持续或定期与其他股东及公司高管等举行会议，讨论公司业绩、表达机构投资者意见之外，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选择董事。机构股东非常重视董事会在有效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许多以长期投资为导向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将董事会选举看做一个重点：保证董事会充分代表其利益、能表达所有股东的意见。那么，境外机构投资者如何提名董事？ 洛克希德公司是美国首家建立正式制度以便机构投资者参与董事会选举的大型上市公司。在1990年公司的股东大会上，针对股东明确的意见，公司管理层宣布在未来几年采取措施、在公司治理的几个方面进行改革，最显著的改革在于董事会。 改革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创建董事选举制度改革的明确目标。公司现任董事长和CEO向公司的50多家大的机构股东作出说明：公司准备任命新的外部董事来反映股东的偏好，公司将向每一家机构征询关于选举董事的任何意见和建议，这是前所未有的。最终，改革计划的大体轮廓得以确定，具体的任务包括：精炼出洛克希德公司董事的标准；保持与一家卓越猎头公司的联系，制定出一个宽泛的名单并从中选出董事；保证在该制度的推进过程中将机构股东们始终纳入其中。 针对那些认同第一阶段工作的机构股东，洛克希德公司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向他们收集具体建议——他们认为谁会成为公司合格的董事。此间，公司修订了董事标准：将董事的独立性以更加清楚的语言和定义加以确认；董事持有公司股份是必须的责任；董事退休的年龄从72岁降低为70岁等。根据公司的请求，机构投资者们开始尽力寻找合适的候选人，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大约50名董事候选人。 此外，雇佣的猎头公司Korn Ferry提出的名单约包括90个候选人，他们是从与洛克希德公司核心或相关行业中挑选出来的具有良好声誉和技能的人。加上公司内部提出的名单，总共产生了超过150个候选人的名单。这是一种全新的董事搜寻方法。由此形成的候选人是通过真正独立的渠道获得的。 做完加法后，第三阶段开始做减法。洛克希德公司和Korn Ferry公司建立了一套程序和机制来对名单加以严格的筛选。第一轮的标准是机构投资者提出的：董事候选人应该具有与洛克希德公司业务相关的工作经验，拥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应尽的职责，因此董事不能在两个（包括两个）以上公司的董事会任职，筛选之后候选人名单从150人降到了80人。 第二轮筛选由猎头公司Korn Ferry进行。猎头公司联系所有80名候选人询问他们对这个职位的兴趣，候选人被告知他们被推荐为一家在美国西海岸的大型高科技公司担任董事（此时，公司名称对候选人是保密的），同时向他们说明符合公司董事会职责的具体要求：包括一年十次例行会议、临时会议以及处理不同公司战略议题的特别会议。当原本有意向的50名候选人得知洛克希德公司的名字后，约10人改变了主意。 第三轮筛选由公司的董事提名委员会加以重新审查，40人的名单都已经通过了相关测试：他们对这一职位感兴趣并可以担任；他们愿意花费必要的时间和经理参与公司活动并且没有在两个董事会任职；他们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且他们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结果，提名委员会进行仔细筛选并从中选出其偏好的人选，最终使得候选人减少到20人以内。 到了第四个阶段，公司将筛选出的候选人名单提交给机构股东。公司与那些在最初阶段积极参与并提出建议的机构投资者进行联系，通过猎头公司召集每一家机构，与其商讨候选人名单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洛克希德公司有意识地将这种活动低调模糊处理：公司既不会暗示机构必须发表意见，也不会说明怎样处理所收到的机构意见，同时公司要求机构对信息保密。结果，有些机构对某些候选人表现出特别兴趣、有些机构股东认为某位候选人不合适或不能被接受。只要机构股东对候选人出现了负面评价，洛克希德公司均将其看做否决票。剩下的候选人名单转而重新提交给提名委员会，公司董事长特勒普再与他们每一个人会谈，评估他们的兴趣、承诺以及更重要的团队合作性。 最后的筛选最终选出了四个新的董事，获得了股东大会的顺利通过。四人中，有两名来自Korn Ferry公司列出的名单，一位来自洛克希德公司内部的名单，还有一名来自机构股东的推荐。四人的专业背景是：一位是国防工业的专家；一位具有在相关行业担任CEO的经验；还有两位来自金融界。新董事的背景、综合的社会地位以及金融界的代表身份，对洛克希德公司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实际上，洛克希德公司的改革是在经历了一场股东代理权投票争夺战之后进行的被动的改革，但改革是成功的。首先，这是一种更为成功的董事挑选机制；其次，让公司的机构投资者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加入了董事选择过程。在此之后，公司建立了一种与所有股东（尤其是机构投资者股东）进行长期联系的制度。洛克希德公司未来已经准备在外部董事名单上，公司不提出人选，而完全由机构股东提出候选名单。 反观国内，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外部）董事实际全部由公司提名并聘任，并没有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形成约束，所以应考虑扩大非控股股东推选董事的比例，提高流通股东推选董事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