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奥巴马指引美国改革的枕边书：助推》
一旦“易得性偏见”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私营部门还是政府部门，只要其做出判断的时候能够尊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其决策水平都会得到提高。要加大人们对某项糟糕结果的恐惧程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使他们回忆起最近某次因此而发生的糟糕事故；相反，如果要提高人们的信心，最好的办法是使他们回忆起一件最近在类似情况下发生的结果不错的事情。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越容易回忆起来的事件便越容易夸大人们对可能性的判断，相反，对于很少在记忆中保留下来的事情，人们便会认为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手热”的球员投篮命中率更高？ 助推：别让小概率事件误导了你的选择 第三种启发形式叫做“代表性法则”，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相似性启发。所谓“代表性”，就是说当有人问你A属于B的可能性有多大时，你（或者说是你的直觉思维系统）会首先问自己A与B有多少相似性（即A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B）。与另外两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启发方式一样，因为代表性经常奏效，因此也经常被人们使用。对于一名身高6英尺8英寸的非洲裔美国人和一名身高5英尺6英寸的犹太人，我们更会倾向于将前者看做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因为篮球队员大多高大雄伟，很少有矮个子参与（特别是在近年）。有时候，成见也是对的！ 当相似性和出现频率发生分歧时，人们往往会产生偏见。关于这类偏见的最为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关于我们假想的一名叫做琳达的女性。在一项实验中，参与的实验者被告知：琳达今年31岁，未婚，性格开朗，聪明伶俐。她主修哲学专业。在学生时代，她十分关注男女不平等这一社会现象，还参加过反利用核能游行。然后，人们被要求按照发生的可能性对琳达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八种情况进行排序。其中两个关键选项是“银行出纳员”和“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大多数人认为，相对于“银行出纳员”，琳达更有可能是一名“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这很明显是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因为从逻辑上来讲，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一定不可能高过其中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只能说，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的可能性要高于她是一名“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的可能性，因为所有“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都是“银行出纳员”。人们的错误判断来自于代表性启发：题干中对琳达的描述似乎更多的是在说“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并且她热衷于女权运动”，而不是仅仅表明了“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参加完实验后说：“我知道正确答案，但是，我的头脑中总是有个小东西在跳来跳去，并且朝我喊：‘嘿，她不可能只是一名银行出纳员，再读一遍题干看看！’”古尔德所说的这个小东西便是活跃起来的直觉思维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