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几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有关“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的讨论也逐年升级。从残忍的“虐猫事件”到妻子出轨的“铜须门”事件，从“史上最恶毒后妈”事件到背叛妻子致使妻子跳楼的“王菲事件”，从“艳照门”事件到最近“舒淇退出微博”中，我们可以领教到“网络暴力”的巨大能量。“网络暴力”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还给当事人造成了心理和精神上的巨大伤害，必须引起网民，乃至全社会，尤其是网络监管部门的重视。“网络暴力”是一些网民在表达自我言论时，因忽视自身社会责任而伤及他人，是一种网络表达自由化的表现。据此，有学者将“网络暴力”作如下界定：一定规模的有组织或者临时组合的网民，在“道德、正义”等“正当性”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损害的行为。[ 张瑞孺 《“网络暴力”行为主体特质的法理分析》，《求索》2010年第12期。]可见，关于“网络暴力”的概念还需要继续探究。 一、“网络暴力”的现状 在网络时代，上网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着知识爆炸、语言创新、思想互动、观念更新，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随着网络的深入发展，信息传播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人们的公共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从近几年来发生的“史上最毒后妈”事件、“铜须门”事件、“艳照门”事件、“房叔”事件等，可以看出在网络上赤裸裸地揭露他人隐私成风，导致了一场场激烈的“口水战”、“人肉搜索战”。网络正在成为一种难以限制的发表舆论的手段，其盲目性、偏激性、非理性等引发的一系列危害，已经昭然若揭。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网络的公信力和舆论监管受到严峻的考验，对我国的道德底线、法律权威也形成了猛烈的冲击。 二、“网络暴力”的成因 (一)网络的复合传播方式为其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 网络与传统媒体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互动性、平台性特点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编辑、记者，也就意味着大众也可以利用网络发布不良信息、进行暴力侵害。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让网民能更加轻而易举的了解网络信息，如今的网络已不紧紧是文字信息了，更多的图片和视频进入网络世界。“舒淇艳照”如果没有赤裸裸的图片而只是单纯的文字说明，就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网络技术在带来网络巨大变革的同时，也让网络暴力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网络的匿名性、自由度高和群功能是产生网络暴力的温床 互联网上提供的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栏（BBS）、在线聊天、新闻组服务和网络博客等服务，都支持用户以匿名的方式参与其中。虚拟的网络环境导致网络发言者可以用虚拟的网名和网络ID形式，隐藏其真实身份，这就造成网民言说责任与真实身份的断裂，使其放纵自身的网络行为，以不负责任的娱乐心态对待各种事件。网络BBS、论坛、各种网络群组作为一个高自由度的虚拟社区，常常成为大量虚假消息的集散地，从而提供了滋生网络暴力的土壤。[ 王刚 从“铜须事件“看网络暴力的成因 I1 传媒观察，2007(1)。]另外，各种网络群组具有强大的群传播功能，网络发言者在难辨信息真伪的情况下，在群体传播中容易发生一些极端化的群体行为，偏激性的言论、盲目的举动、煽情的画面致使网络参与者的情绪在相互影像中不断渲染、强化、升级，于是产生了群体心理学上的广场效应，导致网络暴力言行的产生。 （三）网络媒体追求点击率是产生网络暴力的推手 目前，互联网上的一些网站为了吸引人气，增加点击率，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通过发布一些血腥色情图片或极具煽动性的标题，大肆炒作，使得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和谩骂攻击的对象。而网站也因此获得了高点击率。因此有学者指出，“网络暴力”背后实质是“网络暴利”。这次的“舒淇事件”其背后就是网络水军的力量，而这些网络水军和网站都得到了自己的利益。 （四）网络法制不健全和监管缺失是产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原因 虽然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十分迅猛，但是网络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目前，我国关于网络暴力的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非专门针对互联网的、但宏观涉及到相关立法，如《民法通则》、《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侵权责任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网络中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的保护和维权作了规定；二是专门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司法解释，以及一些地方性对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定。尽管相关的网络立法已经不少，但大多都停留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层面上，法律法规内容不完善、可行性差、处罚力度小等情况非常突出。甚至各个政府机构从自身的执法角度和部门利益出发，制定了一些互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的法规，这种局面致使执法部门有法难依、无所适从。 （五)社会转型中风险的无序释放是催生网络暴力的现实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力量的驱动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农业与工业的更迭、压缩式的跨越发展，使转型期中国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加多元复杂的风险。”网络暴力现象在中国的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风险无序释放的结果。一方面，经济社会的脱序式发展，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致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并涌向网络空间，形成网络暴力。 毋庸置疑，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的确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社会“重效率而轻公平”的脱序式发展，加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贪腐问题的大量存在，社会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强化了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由此，在改革过程中的失落者、失意者及利益受损者等弱势群体那里，曾经虽然贫穷但却平和的社会心态中，如今更容易滋长相对剥夺感，而利益均衡机制的现实缺失又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不难发现，对强势群体的评论，他们往往夹杂着一种偏执情绪，或奚落，或羞辱，并形成“有钱人缺德，有权人不公”的思维定势。网上社会的迅速崛起，无疑给他们提供了自由言说和情绪发泄的广阔空间。可以说，网络暴力成了名副其实的“弱者的武器”。 三、“网络暴力”的应对策略 目前，网络暴力的危害性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主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网络监管制度 完善网络的法制建设是限制网络暴力的根本方法，也是规范网络行为的基本依据。任何文明的社会都离不开法律，法律是解决纠纷、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同样，网络社会也需要法律来对其进行引导，以推动网络舆论监督的规范化。针对互联网上的网络暴力非理性行为，我们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进行恰当的界定和引导。制定法律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保障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还要特别强调言论自由的限度，即对公民权利无差别的尊重和保护。在对大多数人的权利保护的同时，也要尊重和保障少数人的权利，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二）适当地实行网络实名制 应大力推行网络实名制度。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网络管理经验看，网络实名制可以有效遏制网络暴力信息的泛滥，并且不会对言论自由构成阻碍和限制。韩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在2006年底，韩国国会通过了《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保护信息法》修正案，其中规定主要门户网站在接受网民进行留言、发布照片和视频等操作前，必须先对网民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记录和验证，否则将对网站处以最高3000万韩元的罚款。据统计显示，截止到2007年6月，韩国互联网日访问量超过30万人次的35家主要网站开始陆续采用实名制，并且实施实名制后，对网络暴力的监管收效显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做法，结合我国的网络实情逐步实行。 （三）网络媒体、网民加强自律，改善网络整体环境 有某些学者指出，由于一些商业网站职业道德严重缺失，甚至在网络暴力事件中推波助澜，“以网站为监管中心，提高网站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净化网络空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办法。”[ 杨暄 “恶搞事件”警示什么：从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看“网络舆论暴力”[N]人民日报，2008-1-11]作为言论“把关人”的各大主要网站，应该及时处理偏激的、侵犯个人隐私的言论，必要时删除那些危害社会生活、国家安全的帖子，同时注意培养“意见领袖” ，引导网民的言论朝着理性发展。而网民本身也应对自己在网络媒体上的行为负责，学会自律，严格要求自己，不随波逐流。理性地参与网络行为，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学会甄别和利用传播信息的能力。 网络是一个真实与虚拟相互交融的世界，互联网的匿名性、开放性、交互性，容易使有些网民的偏激言行演化为“网络暴力”，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给当事人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防治“网络暴力”必须疏堵结合、综合整治。首先，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仇富”、“仇官”等现象。其次，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教育，提高网民和媒介的道德自律，在全社会倡导文明的、负责的网络行为。再次，舆论监管部门应加快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加大惩治网络暴力的力度，净化网络环境。正确处理好“网络暴力”，发挥网络民主建设，对当前我国建设和谐民主的社会将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