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冯仑在为任志强《野心优雅》写的序言里，说在任志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时代最典型的人物面貌”，这典型人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口气大”：“说的都是大词，操着总理的心，满口大话语、大概念、大理论、大道理。”这恰与郭敬明的“小时代”镜像中的人物形成鲜明比照。“小时代”中的人物，“不承担道义责任，不承担以天下为己任这样一些大使命，也不用管社会道德走向，也不用考虑中国向何处去，房地产价多高多低，只要考虑自己有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美女和华服以及好的房子，以及快乐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大时代已经过去，给我们剩下了大年纪。”冯仑感慨。 面对这一部厚到可以当枕头的传述，不知多少人会如冯仑般感慨系之。任志强大概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宏大叙事”。如他自述，“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他是把“一个人的故事”写成了“我们的故事”，他的抱负远不是“自传”，而是在记录“历史”。 国家的主人翁 任志强记录的历史与心路历程，冯仑亦躬逢其盛。二十年前，小平南巡后不久，冯仑南下深圳拜访王石：“我来介绍一下万通的情况，几个秀才下海成立万通，赚了钱，但秀才赚钱不为财，为理想，将来还要报效社会……”这样的言说，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绝非“普通青年”所为。但在当时，尤其是对那一批出身体制精英的青年创业者来说，却是普通、自然，也不乏真情的。 在那个时代，所有的私人言说都是宏大的，都具有高度的“公共精神”，乃至“全球意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群女工在工作之余环坐讨论国际形势的镜头，曾让普通西方观众大为骇异，而这其实并非完全是矫情的表演。
1973年9月11日，政变军人冲进智利总统府，阿连德总统开枪自杀。几乎在同一时刻，地球另一面的北京远郊东方红炼油厂的建筑工地上，一个满身汗碱的建筑工人正捏着皱巴巴的《参考消息》，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内舞台的大幕后吃午饭，读到阿连德总统战死的消息，忍不住流下眼泪。 “那建筑工人就是我”，北岛说，“要说那年头，一个中国苦力跟智利总统有啥关系？那就是我们那代人的国际主义情怀。”国际主义与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时髦用语，乍听起来大同小异，实则有天壤之别：“‘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是不同国籍的富人合伙坑蒙拐骗。” 北岛的这话不知能激起任志强所说的“我们这代人”几多共鸣？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如今早已功成名就，并且不乏“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我们这代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代人？ “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任志强如此自诩。“我们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 以直言不讳著称的任志强，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感、精英感，他说的“我们这代人”，在很多时候其实指的是“我们这小圈的人”。“掉脑袋都不怕，还怕这个（敢言）？他们小资产阶级（潘石屹等）就怕，这不明摆着吗？” 当全国的小朋友看着宣传画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白塔倒映、绿树红墙的北海公园里学会了划船。上初一时班上的辅导员是姚明伟，姚依林的儿子。姚明伟去越南学习了，后来辅导员换成了王岐山。“我坚决不干官商勾结的事”，“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的任志强说。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黄金做成的哲人王，白银做成的“卫国者”，与铜铁铸成的劳动者。大院出身的王朔曾经炫耀他们就是卫国者，是要当炮灰的，他们从小的玩具就是总参的作训地图。在那个序列中，曾服役于王牌38军的任志强当然是居于更上端的“被拣选者”。 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古代中国，普通老百姓缺乏对国家的主人翁意识。但有一个阶层，从来不乏家国天下的主人翁意识，这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确实是他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任志强说，“我们这代人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读者大可不必怀疑他的真诚，因为他们“这代人”确实有这样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就是主人翁。 而且，“这代人”，即使从商，做企业家，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恐怕还是“政治”的事。“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多地关注政治”，任志强说。士、农、工、商，“商”是什么呢？政治之手段而已：“怎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径问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所以，任志强说潘石屹们，“他们还是以生意为主，我不是以生意为主”。追求财富不是任志强们最热衷的，甚至，打造一个百年常青的现代企业也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真正热爱的是“唤醒民众”、“改造社会”。这听起来是在做“公知”们干的事。不过，任总对这一群不自量力之人相当不屑：“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公知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实践。” “卫国者”与地产商 生长于革命大一统时期，加上主人翁的精英意识，强烈的政治关怀几乎是任志强们无法摆脱的宿命。改革开放，或者由于政治晋升渠道不畅，或者响应搞活经济政治呼召，他们投身市场经济。若干年后，许多人成为成功的“国营企业家”。 无疑，他们是体制内的精英，在改革的“大时代”，他们做出了不菲的贡献。然而，过于强烈的政治情结也可能削弱了他们对商业的真正兴趣、投入与建树。宁高宁的说法或许不错：任志强严格来讲并不是个好的商人，他之所以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买地卖楼好像对他没有那么重要。 华远与万科颇有“梁子”。在自传中，任志强也不吝笔墨，叙说这段恩怨。说起王石，任志强向来不客气。据说，王石曾说，任志强是“亲儿子”，所以敢随便说，而我们是“私生子”，云云。任志强的回应是：“他也不是私生子啊……。可能在等级体系里，他比别人稍微差一点，但不等于他在体制外……”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稍微差一点”，使王石更热衷于“现代企业制度”。从商业观念来说，王比任要“西化”得多，在现代企业的制度与文化建树上，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格局与成就。 任志强曾讥讽王石的微博“全是花花草草”。哈佛前后，据说王石生“变”。任志强的解读是：以前的那个王石是“在商言商”，而哈佛归来，“他也开始检讨自己过去很多话没有说是错的。” “在商言商”之辩，是2013年搅动中国的年度话题，实际上，这是中国的一个千年未解之难题。徽商、晋商皆曾以盐贩起家，尤其是徽商，淮扬繁华靡丽，不过是结交权贵之具，徽州文风鼎盛，不过是为了朝中有人好办事，胡雪岩更是十足之官商，从事的都是任志强不屑的勾当。何苦如此？盖因国家之主人翁，既不为商贾，亦不为民众，而为官僚也。“大时代”的企业家强烈的政治意识，也不是出于真正的公共精神，盖因政治强大、社会渺小也。 这种状况，从“革命”过渡到“改革”的三十年间，有几多变化？冯仑曾忆牟其中，说当年在南德，牟其中整天端着个大茶缸，“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讲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南德的机构设置是按照中南海来的，有办公厅，一处二处，东北办，西北办，东南办，等等。冯仑曾任西北办主任，王功权任西南办主任。 牟其中对政治的迷信可谓深入骨髓。然而这又不是“迷信”，而是来自他真切刻骨的生活经验，“在面对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是这些经验告诉他，不能“以生意为主”。 同样，对牟来说，作为一个商人，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他心中，掌握政治权力，改造社会，才是第一等级的事。任志强说自己“更关心宏观经济”，“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为题的文章，当年也正让牟其中名声大噪，做生意后，他也是“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 牟、任不是一代人，牟是“革命”走向“改革”的过渡时期的人物，而任则是“后改革”时期的人物，二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与建树大不相同，但他们思考的，仿佛是亘古不变的同一个问题，这确让人感慨系之。 《小时代》风行，很多人慨叹火热的“大时代”已经逝去。而吊诡在于，在一些层面上，“小时代”来临了，消费主义歌舞升平；在另一些层面上，“大时代”仍在步步为营，若隐若现。表面上，两者仿佛已相忘于江湖，但内里的强力关联，谁也无法否认。“在商言商”的问题，不知还要让商人们纠结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