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文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这项改革，意在破除两院院士“终身制”及其带来的弊端，得到了舆论热烈的回应和高度评价。科技界对此的共识是，这将有利于促进院士制度更趋合理，有利于激发科学创新活力和增强科研生命力。 在国内学术界特别是科技界，近年来涉及院士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时有所见，却大都没有得到透明、公正、合理的解决和处理，而往往在耸动一时之后，拖而不决，以至于不了了之。较为典型的例子比如，李季伦院士等六人实名举报石元春院士学术不端行为，长达16年没有结果；.因贪腐锒铛入狱的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仅为当选工程院院士，就索贿和贿赂金额高达两千多万元，而该笔贿款下落不明，也未听闻为其站台的院士得到应有的处罚。 近年来，学术造假丑闻频现，学术腐败状况有增无减。对学术不端“零容忍”，院士遴选违背科学道德一票否决等原则徒有其表，几乎沦为一句空话，与之相关的惩戒机制也形同虚设。这种对学术腐败包容和放纵的做派，助长了学风浮躁和学术腐败，显然是导致学术生态恶化的病因之一，也是现有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弊端的具体体现。为此，中国工程院黄伯云院士曾警告“我们的学术道德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郑健超院士也呼吁“不能对学术腐败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否则科技界将‘自毁长城’”。 结合目前学术和科研方面存在的不良现象，不难明白，院士退出和退休制度的有效改革，有望成为预防和惩治学术腐败和学术行为不端的一剂猛药。对院士设置退出机制是从根本上废止学术名誉的“终身制”，这样，已获得荣誉的科学家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学术名誉和业界口碑，那种希望“一劳永逸”的旧有观念也随之破除。从这个意义上讲，院士退出和退休制度无疑是一种负激励。与此同时，在改革和强化院士管理体制中，应该包括将有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院士除名的含义：通过褫夺院士这一崇高荣誉的方式，防止学界的害群之马欺世盗名，大大有利于加强打击学术弄虚作假的力度，有利于惩治学术腐败，儆戒学术不端行为。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破冰还是融冰，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将是一个艰苦的攻坚过程。从近日关注度颇高的复旦大学“学生举报导师造假参选院士”事件中，即可感知业已板结僵化的利益格局阻碍改革的势力之强劲，以及管窥改革艰难之一斑。 2012年初，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师王宇澄举报其导师、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教授涉嫌学历造假、学术抄袭、院士申报材料造假等问题。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随即启动调查工作，并于今年8月形成调查报告。复旦大学回应称，经查未发现王正敏存在学术不端，但确有学术不规范之处。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在处理意见中认为，王正敏必须就编写专著中存在的学术不规范行为向原作者作出书面道歉，以及就院士申报论文材料中的不实事求是做法向中国科学院作出说明。 从上述引自权威媒体报道的行文中，不难察觉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措辞之含混、甚至有回避问题、推诿责任和包庇当事人之嫌。这不禁让人质疑：学术不规范和学术不端有无清晰的界限？弄虚作假和不实事求是之间有何区别？ 在有关报道中，王正敏院士的另一位学生也竭力为自己的导师开脱，认为这是师生私人恩怨导致的挟嫌报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举报的“学术不规范”是早年学界的普遍现象，是中国学术界共同的原罪—如此一番话，在糊涂混乱的表象之下，倒是意外暴露了院士遴选和退出制度改革的关键和难点所在：鸡毛蒜皮的小事，遮蔽和掩盖不了其中的堪称大是大非的基本原则和道德伦理。 事实上，院士已然成为一校之宝，面对院士“学术瑕疵”甚至学术不端的行为，校方确实左右为难，彻查则有可能痛失瑰宝，在高校排行榜上定会略逊一筹；不查便饱受学界以及公众的质疑从而输掉口碑。高校的抉择之困难背后是制度之积弊。 只有正本清源，彻底清除多年来的积弊，才能为改革奠定成功的基础。具体而言，即是切忌以既往不咎的方式对待历年累积的问题，而应该建立追溯机制，透明、公开、公正地调查处理积案，清除现有院士群体中的害群之马，树威立信，重建两院及其院士的荣誉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