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八十岁时，黄永玉写：“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 九十岁时，黄永玉写：“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黄永玉曾说，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但前三项都靠绘画养着，因为稿费太低了。董桥也评价，黄永玉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对此，黄永玉老老实实地说：“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2013年10月起，“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巡展，展示的正是黄永玉的文学之长。 上海三剑客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永玉、汪曾祺、黄裳“三剑客”结成好友，这是三人成长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段。1946年，汪曾祺在致沈从文的信中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像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 黄裳后来亦回忆：“当年在上海，他和曾祺总是一起见访，一起小吃，吹牛，快活得很。他俩都是才人，所谈也都是妙事，不易忘记。曾祺到北京去了，通讯渐疏。永玉也在北京，想来他们一定过从甚密。曾祺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还是永玉为他作了木刻插图。想不到十六七年间他们见面不多。想来曾祺别有一个过从的圈子，我总想他们的不常在一起无论对曾祺还是永玉，都是一种绝大的损失。曾祺在‘文革’后期，入样板团，以《沙家浜》一剧名世，还上了天安门。当时我在干校，为此还挨了一场批斗，思之惘然。” 黄永玉与汪曾祺从亲如兄弟到淡如水，也许是大时代风雨洗礼的产物。汪曾祺逝世后，黄永玉回忆：“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他死了，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我在家里楼上，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这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黄永玉回忆师友的《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没有写到汪曾祺。 香港忘年交 1948年，黄永玉从台湾到香港，起初没有住所，漫画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请他到家里暂住，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黄永玉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廖冰兄根本没有发掘自己。后来黄永玉解释：“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的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绘画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在香港，黄永玉曾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查良镛（笔名金庸）、陈文统（笔名梁羽生）。也是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霑、蔡澜成为忘年交。 香港当年有一家叫“美利坚”的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有一次黄永玉和朋友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他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灵凤笑眯眯地来了，黄永玉交上画，叶灵凤预支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也常陪聂绀弩打发寂寞时光。有次两人走在街上，黄永玉告诉聂绀弩有个很好的故事。聂绀弩说：“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讲。”黄永玉后来说：“文学不光是讲故事。写文章也像作对联一样，上一句下一句，要讲得有意思，结构、关系，但不是讲故事，巴尔扎克讲故事讲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写得没有司汤达、左拉有意思。我用有点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要太紧张，从容一点，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来说。” 黄永玉和金庸同年，当年叫他“小查”。几十年后，黄永玉的画展在香港举办，金庸去捧场，吃饭时，黄永玉指着身旁的金庸对大家说：“他比我大几个月，那时我们都叫他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黄永玉，请他谈金庸，黄永玉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 “从容对待”“文革”岁月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沈从文只读过小学，黄永玉只读过中学，后来都任教高校。黄永玉说：“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 黄永玉自述：“有幸沈从文是我表叔，他给了我文人良心。有幸认识聂绀弩先生，他给了我文学钥匙。我懂得人生险恶利害，什么时候讲话，什么时候哑巴，肚子里清楚明白。也懂得为恶者读书更恶，书跟善恶两边都是朋友，出了事，谁也救不了谁！我一生读和写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兴趣。” 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黄永玉遭遇了著名的 “黑画”事件。事后，黄永玉说：“所谓的‘黑画’，那个猫头鹰事件，他为什么说我画猫头鹰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让他说为什么，他也是说不出来的。不要讲出意思来画画，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每一样东西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就有坏。上海有个画家画一个笑眯眯的苏东坡，叫《中苏友好》，苏东坡和他爸爸比，小一点，和他弟弟比，大一点，就不是大苏，不是小苏，是中苏，笑眯眯就是友好。还有一个画家画一张《又红又专》，画一块砖，红砖，就是又红又专。现在好了，就是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不追究了。” 动荡岁月里画不了画，写不了文章，痛苦吗？黄永玉回忆：“自然的事情怎么会痛苦呢？痛苦是对比了之后才会有痛苦。比如说，我们在干校，每天哪里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劳动，劳动完睡觉，第二天还要劳动。除非你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才会痛苦。这个事情不要说我们，古代划奴隶船的人，锁在铁链里，不见天日，每天就是摇呀摇的，从历史来讲，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摇的时候，仅仅是希望活下去，别死，来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么样。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小组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为什么还愿意接受改造？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发言，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家就来批判我，说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认识了共产主义的原理啦，认识了社会主义的好处啦。我们都没有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那么清楚了呢？不太可能吧。” “文革”时，有次难得地，沈从文在街上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时间，沈从文只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 晚年置豪宅：“就是艺术创作” 黄永玉画风多变，晚年热衷于置办豪宅：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夺翠楼”、“玉氏山房”，佛罗伦萨的“无数山楼”。他说：“我那是发疯了，神经病嘛。我研究过我自己，怎么到处都有房子？现在我想那就是一个艺术上的创作。借用素材来创作，每一个不同的素材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对画画，黄永玉自有一套看法：“我一生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又说：“把画画提高到深刻的意义上，文化贡献啦，全是扯淡的。人家问毕加索：‘你的画什么意思呀？’毕加索说：‘好看不好看呢？’‘好看是好看。不知道你的画说些什么。’‘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不好听啊？’‘好听。’‘你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呀？’画画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喜欢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活动，都讲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人活着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意义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喜欢画荷花，我就说，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边……你真的以为我画荷花从这里开始？人应该冷静地对待这样一种东西—尤其是画家，喜欢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得很有意义。”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黄永玉和他的老朋友们从容且长寿。他说：“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要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的传记里有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