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转移 如何遏制财富逆向转移



     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对话经济学家张曙光:

  中国经济,正在寻找支撑长期稳健增长的新动力。今年 7月,李克强总理提出通胀不超过 3.5%、经济增速不低于7.5%的宏观调控区间,给市场传递了清晰的信号。“李克强区间”意味着本届政府固然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推进结构调整进程,但绝不会放任经济下滑,甚至出现硬着陆。

  不过,即使中国经济实现超预期增长,我们还是要问:这种增长是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而来,还是因袭了旧增长的特征,伴随着非市场的资源扭曲和被压抑的创富潜能?

  “中国正在发生三大财富转移,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指出,在商品和资源这两种价格扭曲的情况之下,造成了一个财富的逆向转移。他认为,只有通过改革调整分配体系,真正增加居民收入,方能遏制这一趋势。

  贸易数据为何剧烈变动

 财富转移 如何遏制财富逆向转移
  朱敏:在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对外贸易的涨跌。第 1季度,进出口总值增长13.4%,进出口分别增长 8.4%和

  18.4%,而第 2季度增速大幅下降,6月份变成了负增长,分别增长-0.7%和-3.1%。原因何在?

  张曙光:原因之一在于,前期数字掺水,货物旅行;后期挤掉水分,水落石出。这样看来,上半年进出口分别增长 6.7%和 10.4%的数据仍然不实,据此计算的对 GDP的贡献度也有问题。因而,上半年的真实增长率要低于7.5%。

  从深港贸易的情况来看,这一问题的情况就更为清楚。前 4个月,内地对港出口总值 1505.9亿美元,增长 66%,其中深港贸易总值增长130%,仅深圳福田保税区 4月上旬日物流出口就达 11.7亿美元。5月份,由于外汇、海关等部门出台了加大外汇资金流入管理和保税区进出口货物监管的措施,虚假贸易得到遏制,该项数据已降至 1.7亿美元,跌幅达83.8%。

  朱敏:虚假贸易为何如此猖獗,与海关监管关系大吗?

  张曙光:似乎与海关监管关系不大。海关按照通关申报单据验货,单货相符即予放行。就像“香港一日游”那样,货物旅行,兜圈套利,主要是银行的“内保外贷”政策所致。201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对内地银行向海外开出外币担保融资函实施额度管理,即“内保外贷”。

  朱敏:所谓“内保外贷”,具体是怎样操作的?

  张曙光:操作办法是,境内企业将一笔资金存入银行,要求银行开出等额信用证,接着,该企业的境外企业买进这批货,境内企业把信用证交给境外企业,境外企业即可凭信用证到境外银行兑现。兜圈贸易就这样通过两地利差进行套利。

  要知道,香港人民币贷款利率一般为 2.25-2.5%,而内地为 3.25-3.3%,利差近 1个百分点;此外,境内企业还可以购买年利率 4.3%的理财产品进行质押担保,利差还可进一步扩大;如果以美元付汇而以人民币收汇,还可赚取 0.48%的汇差,一次兜圈的利润就可达 2.48个百分点。如果以 1亿元本金计算,兜 100圈可套资金 100亿,可套利 2.48亿元。4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深圳银监局发文,立即暂停办理 90天以上人民币远期贸易融资业务及相关组合理财产品销售,并暂停上述加工贸易企业开立跨境人民币保函,兜圈贸易锐减,福田保税区和香港之间的货物通关量从 4月份的日均 1800辆,减少到过去的正常水平 1200辆。这就是贸易数据剧烈变动的秘密。

  朱敏:除了打击套利贸易以外,出口增长下降的原因还有哪些?

  张曙光: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原因:一是外需持续低迷,据海关对2000家出口企业调查,今年以来每月都有 45%的企业出口订单减少;上半年对日贸易下降 9.3%,对欧贸易下降3.1%,对美贸易增长5.6%;二是汇率升值,工资增加,出口成本上升。今年 5月底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116.3,较去年底升值5.6%,据商务部调查,认为汇率升值是影响出口主要因素的企业达 73.4%;三是贸易摩擦多样化,今年 1季度,12个国家对华发起 22起贸易救济调查,对我出口优势产品形成较大影响;四是国内经济增长趋缓,产能过剩行业盈利能力下降,抑制了原材料的进口;五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按金额统计的贸易数据下降。

  这些因素短期内恐怕难以消除,下半年的对外贸易仍然相当困难。

  我们应当做好下滑甚至衰退的精神准备。

  房地产需走买方市场路线

  朱敏:关于目前宏观调控,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不佳,甚至越调越涨,越控越高。国五条地方细则大多不可行,目前房地产仍是一片涨势,不光房涨地也在涨,地王仍在涌现,生存难,连死都难起来了!”能否进一步阐释具体原因?

  张曙光:首先,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格局和态势是“卖方市场 ”,而且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卖方市场”。今天的房地产是有了市场,但政府还想管住价格,于是出现了越调控价格越高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鬼城 ”,白天鲜见人,晚上少见灯。例如鄂尔多斯就是有名的“鬼城 ”,还有常州新城区、河南鹤壁新城、湖北十堰等,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从一线城市到小县城。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的“卖方市场”是如何变成“买方市场”的?大家也清楚。

  朱敏:“放开”和“开放”。

  张曙光:是的。是靠放开市场,鼓励竞争,发展生产解决的。房地产市场也得走这条路。

  其次,用限购、限价的办法进行调控是不对的。这不是宏观调控,而是政府管制,但管制从来都是管不住的。为什么出现了陕西的房姐、广东的房叔,一个人有十几套、甚至几十套住房。你不是限制外地人购房吗?“我有两户口,一个外地的,一个北京的”,“我有两个身份证,一个用于当官,一个用于经商 ”,房姐不是有好几个户口本吗?户籍管制的作用在哪里?“房多多”和“户多多”一样地管不住。难道学区房的高房价与户籍制度没有关系吗?

  朱敏:学区房的高房价与户籍制度,二者之间是有关系的。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张曙光:当然还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与其管制不住,还不如早点取消管制,放开市场,加强管理。事实上,户籍制度早就应该进历史博物馆了。用差别利率和税收来进行调控是对的,应当坚持,认真实施。但是,有些政策的实施可能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相反。就以 20%的个税来说,引起赶末班车的反弹和市场的波动暂且不论,能不能抑制房价还是个问题。因为, 20%的个税不一定是售卖者交纳,很多是加在了购买者的头上。这样,房价是跌了还是涨了,难道不清楚吗?

  朱敏:从各地“国五条”实施细则的博弈来看,能否落实还是个问题。

  张曙光:根源还在于其中的利益太大,不从根本上解决,只凭国务院的命令起不了多大作用。据福布斯综合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的数据估计,2012年,房地产销售额 6.4万亿元,交纳契税 2874亿元,房产税 1372亿元,营业税 4051亿元,土地增值税 2719亿元,交税合计1.1万亿元。银行房贷余额 12万亿元,利息 8400亿元,土地出让收入28517亿元,政府和银行从房地产获得的收入 47917亿元,占 6.4万亿元的 75%。可见,地方政府对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收入高度依赖是不争的事实。这么大的利益,地方政府决不会自动放弃,政策调控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正如有的人说,“国五条”只是给房地产摁了个“暂停键”。

  朱敏:会不会出台新政策?

  张曙光:这还是取决于房价涨幅。如果房价涨幅不大,下半年应该不会再出台新政策。如果涨幅过快,老百姓的积怨过大,那么国家肯定还是会继续出台相关政策抑制房价。

  朱敏:深圳今年推出了该市最后一批经济适用房,而广东、江西、河南等省此前已经明确停止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北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停止发展经济适用房,但在实际执行保障房的政策时,经济适用房的重要性已经弱化。对此您怎样看?

  张曙光:经适房退出历史舞台的政策是对的。由于当时经适房审核并不严谨,大量不符合标准的人员购买该项目。我曾经见过一个 130多平米的三居,业主把房子打通成了大一居,专门用来放古董。此外,骗房现象层出不穷。最主要还是价差原因,这一利益空间吸引了很多有机会、有能力骗房的人,而骗房骗购的违法代价很小,钻漏洞的人自然也不会少。经适房市场已经乱了,很多住经适房的人群已经不是低收入人群了,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

  对于保障房问题,我并不主张政府盖太多廉租房。对于小产权房,可以承认它,管理它。保障房成为一个干巴巴的数字工程,并没有实际解决问题。保障房工程绝不是一 个指标下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现在资源要素价格是扭曲的,汇率是扭曲的。实际利率是负值,老百姓存钱实际上是亏的。所以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扭曲。造成的就是财富转移。

  三大财富转移倒逼改革

  朱敏:今年 7月,李克强总理提出通胀不超过 3.5%、经济增速不低于 7.5%的宏观调控区间,给市场传递了清晰的信号。即使中国经济实现超预期增长,我们还是要问,这种增长是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而来,还是因袭了旧增长的特征,伴随着非市场的资源扭曲和被压抑的创富潜能?

  张曙光:中国正在发生三大财富转移,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到了今天,可以说商品市场形成,商品市场价格已经完全放开,但是资源要素价格并没有放开,资源要素的市场并没有形成。而在这样两种价格扭曲的情况之下,就造成了一个财富的逆向转移。

  朱敏:三大财富的逆向转移,是哪三大?

  张曙光:这个转移,一是从老百姓向政府转移,二是从一般的生产部门向垄断部门转移,三是从中国向国外转移。这个财富转移的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政府收入那么多,也说明这个问题。

  朱敏:这个逆向转移是怎样实现的?

  张曙光:咱们的垄断部门日子那么好过,也是这么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垄断部门现在利润很多,那么这些利润从哪儿来的?一个利润就是这些垄断部门可以利用它的垄断地位把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就是那个供给需求曲线。这个很清楚,咱们的电信部门,价格比国外高多了,你就可以想到它占了这个利润,从老百姓那儿挖了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垄断部门的资源要素价格是低价。他把资源要素的租金变成他的利润,这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咱们国有部门 据说占 5亿多亩地,就是国有农场、国有企业。这些地一分钱的租金都没出,都是政府划拨的。你要按现在土地租金看看,值多少钱?

  垄断部门的租金本应是老百姓的财产,人人有份,现在全变成垄断部门的收入。所以人家扫地的可以拿五、六千块钱的工资,对不对?

  朱敏:如何理解从中国向国外转移?

  张曙光:咱们现在出口为什么有竞争力?你的价格低。你的价格为什么低?劳动力成本不大,环境成本没有,对不对?我们低价出口实际上是给美国的消费者补贴,就是我们的财富给人家了。最后换回来的那绿纸票有啥用?你可以看,现在那些绿纸票使中国成为美国人的人质。你向美国人只能呼吁你不能赖债,你得给我偿还。你有什么办法制裁他?没有办法制裁他,你只能呼吁。当然了,美国政府现在还没赖账,他要赖账完全可以赖,你没办法要挟他。

  还有现在美元贬值,它发那么多货币,它贬多少,你那外汇资产损失多少。所以你财富转移了,转移了不光是你出口的低价转移出去了一部分,现在这个东西也是一种 转移,就是两头受亏。这一头原因就在于你的汇率不合理,也是价格造成的财富转移。

  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去把这些东西理顺,这个经济是扭曲的,这些问题都成为很大的问题。

  朱敏: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使得财富向国外转移。这些年来,经济学界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很多人都认为出口就是好的。对于这样一种“出口迷信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反思一下?

  张曙光:我觉得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你出口额盈余,另一个资本账户应该是赤字。你现在资本账户和那个贸易账户这几十年里面全都是盈余。你想想那个盈余证明的是什么呢?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出去干活以后,攒起来的钱,实际上让人家用了,我们自己没用,对不对?咱们盈余的那一块东西、资源,是咱们自己积累起来、储蓄起来,供外国人用。现在各个地方为了政绩还要去争取引资。实际上国内资金不缺,你把国内资金用好,把国内的金融发展起来多好。现实是国内的金融控制得很死。

  我国现在的出口里面,制造业产品出口是盈余的,服务出口是赤字,服务业出口、进口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那个盈余是个假的盈余,其实是吃亏。所以政府不应该人为地去刺激出口。

  朱敏:往深里细究,涉及到三大财富转移的实质及其根源,有人可能会将其视为改革出现的问题,从而为抵制改革制造口实。

  张曙光:实际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改革不到位,或者改革扭曲出现的问题。这个根源当然还是体制上的根源。就我刚才说,直接表现出来是相对价格不合理,资源要素价格市场没形成,这一块政府统着。

  那么问题是你把这一块能够市场化。

  现在资源要素价格是扭曲的,汇率是扭曲的。实际利率是负值,老百姓存钱实际上是亏的。所以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扭曲。造成的就是财富转移。

  就拿利率来说,也是财富转移的一个方面。现在负的实际利率,实际上是老百姓的财富转移到这些银行部门和国有部门。因为谁现在能得到贷款,谁就有利。

  朱敏:基于您说的这个情况,有学者提出让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在您看来,这个办法是否有助于缓解财富向国有垄断部门转移?

  张曙光:我觉得这个办法是一个不恰当的办法。我的看法,问题在于租金和利润没有分开。

  我国改革以来,租金、税收、利润这三个,解决了一件,过去这三个是搅在一堆的。计划经济的时候是企业利润全部上缴、资金全部下拨,是没有分开的。改革以后通过利改税、通过分税制,解决了把利润和税收分开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应该肯定这个成绩,这是很大的进步。这两个分开了,国有企业要向国家交税了,过去是不交税的。但问题在于利润和租金没有分开。在这种没有分开的情况之下,你交利润实际上是交租金,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根本解决问题,把租金和利润分开,先收租金,然后再缴利润。合到一起交利润,我觉得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掩盖问题。

  朱敏:也就是说,所谓交的利润,其实是假的?

  张曙光:假的。因为这个租金和利润不分开,一系列的问题存在。你现在把租金弄到利润里面,利润高了,利润高了以后你的市场价值高了。你利润多了,比如说现在合石油、中石化,人家分的利也多了,实际分的不是它的利,分的是我们的租金,这我们又损失一块。

  现在很多上市的大公司搞股票期权,这些老总们要拿股票期权的,而股票期权又是按盈利能力来估价的。所以实际上让这些人又切走了一块。

  过去开始搞股票期权的时候,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以前是香港中银国际的老总,那个时候没有多少钱,这些东西他不要,最后要了的,就是那个刘金宝,最后倒台了,抓起来了。你就可以看,现在不行了,现在多了,哪一个不要?你去看看那些大的国有部门行权的事情。那么说实在的,又是把老百姓的一部分财产变成这些人的财产了,就这么个结果。

  所以我是三句话:先收租、再分利,收租和减税同行。为什么我刚才说减税呢,就是租金,收租的时候政府必然有租金收入,也就有减税的基础了嘛。所以我说就这三句话,如果按这三句话去做,咱们现在改革还有的事可干,中国的经济还可以,确实还有很多空间。

  朱敏:这个问题也直接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谓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增加?

  张曙光:收入有三块,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现在你的政府收入不能减,你要增加居民收入,只能减企业收入,企业收入怎么减?

  你要通过收租这一条,把企业收入减了。收回来的租子全国人民人人有份,可以给大家分,这是老百姓的财产,国内国外都有实例。

  北京温都水城 4000亩地,1亩地没有卖,然后交给企业来经营,企业每亩地给村里面 5000块钱的租金一年,你想 4000亩地,要多少租金。收了租金,全村人福利比城里人还要好,就这个道理啊。

  政府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就是地租嘛,级差地租拿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从这儿来解决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真正增加居民收入,问题就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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