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跟她姑妈在上海租房,租的是常德公寓最顶层。据张爱玲说,那是一幢很高的公寓,所以压力很重,导致地基下陷,一到梅雨季节,门前一定积水,好像一条护城河,出门的时候,卷起旗袍也蹚不过去,得雇黄包车,雨势再大些,底层的住户就得闹水灾,用脸盆从屋里往外舀水。张爱玲和姑妈住顶楼,不至于闹水灾,但是顶楼也有缺点——自来水常常输送不上来,而且夏天太热,冬天太冷。这些都让张爱玲想起了苏东坡的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这幢“高处不胜寒”的公寓到底有多高呢?我觉得我说出来以后,读者朋友恐怕会笑,事实上,张爱玲租住的那幢常德公寓只有6层而已。 区区6层,搁到现在简直太小儿科了。现在上海最高的建筑是环球金融中心吧?不算地下部分,总共101层。目前正动工的上海中心大厦就更高了,地上建筑121层!不说上海,就说武汉、郑州、青岛、杭州等二三线城市,随便盖一幢房子,都能盖到几十层,至少能盖十几层,如果哪个开发商能在市中心盖到10层以下,那简直就是个奇迹。 可是在民国,只有6层高的常德公寓却可以鹤立鸡群,傲视群雄,把周边绝大多数建筑都比下去。1926年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去上海租房,住的是法租界一所洋房,楼高只有3层。1927年鲁迅带着许广平去上海租房,住的是景云里公寓,楼高也是3层。1928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海延安中路四明新村租石库门,楼高还是3层。1935年蒋介石的老师、黄埔军校军需部主任周枕琴在杭州买楼,仍然是3层。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出版的《上海风土杂记》描述当时的上海建筑,“美租界建筑多为两层楼,只有北四川路有三四层楼。”说明三四层已经算是高楼了,两层的楼房更普遍。 1920年,有个广东人在上海盖了一所5层的茶楼,成了当时最高的商铺,大伙每逢说到这家茶楼,都直接喊它“五层楼”。1928年,一个犹太开发商在外滩盖了一所华懋公寓(现在改名叫“和平饭店”),楼高13层,居然成了全上海乃至全国第一高楼。上海的楼房尚且如此之低,其他城市就更加不值一提。武汉有一所楼外楼,5层高,辛亥革命后装上手摇式电梯,当地人稀罕得不得了,写诗赞叹:“楼外楼高第五层,不烦跨步自升腾。请君放胆云霄去,牢系天梯有玉绳。”5层的楼顶都成了“云霄”,手摇式电梯都成了“天梯”,您可以想见民国的高楼有多么稀少,民国的群众有多么“土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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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国的高楼那么少呢? 首先当然是技术问题,凭民国的建筑技术还不能应付真正的高层建筑,其次则是因为政府出于防火的考虑,对楼层高度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比如抗战胜利后杭州市政府出台过一部《杭州市建筑取缔规则》,规定“沿路建筑不得超过路面宽度之1.5倍”,“木构建筑不得超过11米,且不得超过3层”,“砖混房屋如无填充防火材料,高度不得超过15米,且不得超过4层”。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也有类似规定,弄堂里的住宅最高只能盖到3层,临街商铺最高只能盖到6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