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2年11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收到了一份署名“参谋总长蒋中正”的机密公函，内容是为刚刚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呈请备案”。 该机构直属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由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委员长本人，亲自担纲执掌，其特殊地位与分量，可以想见。 自新政权定鼎南京，大体上统一南北之后，振兴国力成为头等大事，三四年间，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措施不断出台，主管经济的新“部委”，也相继亮相。为应付“国难当前、万端待理”之时局而问世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乃是当时应运而生的国民政府三大委员会之一。日后看来，它也可能是最举足轻重的一个。 政商学联手 三大委员会中，以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资历最深。 1928年2月18日，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成立。此时，“宁汉合流”不过数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落幕才10天。“四中全会”的主要决议是“改组国民政府”，规定其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并设立一系列政府部委及最高法院等。就是在这次全会上，蒋中正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获选为新设的军事委员会主席。 同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采用“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建设委员会归属行政院，时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静江，兼任该委员会主席。
“建委”设立的初衷是，“指导及提倡建设的方法，而尤在根据总理建国方略，实行经营一切国有事业，以树训政、宪政之基础”。 张静江是孙中山病逝北京前夕签署“总理遗嘱”的现场证明人之一。他本来就是“商而优则仕”，对北伐成功后，迅速从“军政”转入“训政”，加紧国家建设，主张最力。主政家乡浙江期间，又大兴土木，发展地方基建，颇受赞誉，出掌“建委”，当属不二人选。 国民政府给“建委”授权的职能范围相当广泛，举凡国内的交通、水利、农林、鱼牧、矿冶、垦殖、开辟商港、商埠及其他生产之设计开创，无一不归其管。当时的南京首都电厂、浙江长兴煤矿、安徽淮南煤矿等，是“建委”管辖的几家重点国营企业。 第二个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于1931年11月11日。它也隶属于行政院，权限比“建委”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国家一切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其经费由国库负担者或辅助者，应经全国经济委员会审定，呈请国民政府核准之”。在使用外国贷款方面，权力尤大。该委员会直接统筹的最大工程，是修筑豫、鄂、皖、赣、苏、浙、湘七省公路，日后赫赫有名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长江）水利委员会等机构，也归其管辖。 它的委员阵容非常很强大，党国政要蒋中正、汪精卫、宋子文等均名列其中，张静江的湖州老乡、“党内教育家”朱家骅出任秘书长。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经委”首任主席，是以大胆敢言著称的经济学家马寅初。 要知道，就在不久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身为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及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马寅初，刚刚发表《长期抵抗之准备》一文，尖锐批评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不管怎么样，“蒋核心”的领导班子虽然强调以党治国，但富国强兵既为当务之急，他们必须借重国内一流知识精英的智慧和声望，故也能尽量容忍后者的逆耳之言。 “中国现在要有政府” “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日本侵华行动步步升级，加上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持续冲击，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不断恶化。连一些早年留学欧美，崇尚民主与科学，因而对南京国民政府日益严厉的“党国体制”感到不满的自由派高级知识分子，也开始重新考虑他们与蒋氏政权的关系。 比如1932年6月，在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刊物《独立评论》上，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提出“一国立国之本，最大者有三事”，即“一是政治重心，二是国民经济，三是技术程度”，“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国之奴”。 他还逐个点评了当时的国民党领袖，认为：胡（汉民）之人格坚固，汪（精卫）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中正）之意志有强力。 另一位北京大学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一刊物上发文《中国政治的出路》，声称“我们是主张有政府的人”，并指出现政府在经济建设的科学计划及制度安排方面的种种缺点，公开表明“专家参政”的意愿。 这两位学者大概不知道，他们的大名，早已列入一个秘密进行的特别计划中，呈送到蒋中正的案头。计划的操盘手，是一位同为海归的学者型官员，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 钱昌照从政之初，曾任蒋氏秘书，负责处理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文件，深得信任。日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早在1931年冬天，他已向蒋建议，创办一个由其直接领导的国防设计机构，网罗社会各界精英为政府所用，目的有三：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巩固统治。 正为内忧外患焦虑不安的蒋委员长，对此十分首肯，即让钱昌照着手操办。两个星期后，一份囊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粮食等领域国内一流专家或实业家，一共四五十人的专才名单出炉——这就是一年之后公开面世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雏形。 钱昌照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他推荐的专才中，“没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人，也没有国民党CC系陈立夫、陈果夫的人”，可见一般正直学界人士对势力日益膨胀的官僚垄断资本的警觉。 自由还是统制？ 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最终获得任命的39名委员，既有丁文江、胡适、王世杰、蒋梦麟等声名卓著的学者，也有金融工商界大腕，如吴鼎昌、刘鸿生、穆藕初等等。 蒋中正自任该会委员长，实际主持会务的正、副秘书长，分别为时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以及钱昌照本人。 说到翁文灏与国防设计委员会，还有一段小插曲。话说留欧归来的翁文灏，专注学术已逾20年，一向不问政治。虽经钱昌照极力引荐，他跟蒋委员长又是地道的宁波同乡，但一开始并不愿弃学从政，全力为国防设计委员会服务，勉强就职之后，仍长住北平，继续地质研究。 直到1934年2月，翁文灏前往浙江考察石油资源，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受重伤，昏迷不醒。蒋中正闻讯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又命钱昌照赶赴杭州的医院协调一切。翁转危为安后，感激蒋的救命之恩，从此才决心效命。 有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发展模式，就是逐步确立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圈定须由国家经营的主要产业，使得北洋政府时期的自由经济，逐步转向统制经济。 无论是张静江麾下的“建委”，还是马寅初牵头的“经委”，以及同期运行的农矿部、工商部（1930年底两者合并为实业部）和兵工署等，集聚国家资本的具体过程或有不同，实际路径不外两条：一是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包括军工企业）进行接收和有选择的扩建；二是直接投资甚至接管、兼并民营企业，期间不时引发官府与民间商人之间的激烈纠纷和冲突（详见本报2013年10月21日D8版《接收与“劫收”》）。 “建委”、“经委”的目标是解决经济内忧，而国防设计委员会一如其名，主要为了应对外患。它的职权范围是：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 该委员会成立的最初一年半里，实际业务由钱昌照主持，主要从事与国防战备有关的调查研究，重点当然是为对日作战未雨绸缪。直到1935年4月，它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更名资源委员会。 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翁文灏、钱昌照带领的资源委员会，全力组织民族工业大迁徙，为保存中国宝贵的现代产业血脉，支持抗战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早已载入史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