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把张静江、马寅初和钱昌照三个人物放在一起，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道理。一个是巨富出身的“总理忠实信徒”，曾经的中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的党魁；一个是顶尖学者，又偏偏在不同政权治下都要当不讨人喜欢的“反对派”；一个则从党国领袖倚重的产业智囊，最终成为临阵反戈的“党国罪人”。 但1930年前后，在一轮由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经济变革热潮中，这三个背景和身份迥异的人物，短暂地发生了交集——他们是当时国民经济“三驾马车”的“车把式”。 先说张静江。他原籍徽商故里徽州休宁，先辈迁居浙江湖州南浔镇，祖父及外祖父分别经营丝业、盐业及军火，成为巨富，在湖商翘楚南浔“四象”（“象”在当地特指最大的富户）中独占其二。他本人得到家传，热心国际贸易，生丝、茶叶及古董生意，居然做到了巴黎、伦敦和纽约。 20世纪初年，刚届而立却已腰缠万贯的张静江，因偶然的机缘得识困顿中的孙中山，随后以巨资支持孙及同盟会的反清革命。民国初年又数次收留失意的蒋中正，蒋加入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他还当了监誓人。他与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并列“国民党四大元老”，而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先后得到其辅助，因此民间戏称他是“民国吕不韦”。 1928年，张静江以浙江省主席身份受命监管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重点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他自电力工业入手，继而扩展到无线电台等通讯业，再投资能源业（主要是煤矿）及交通运输业（汽车与铁路）。凡此种种，被认为对1928～1937年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卓有贡献。但他领导下的“建委”对浙江、山东等地私人矿山和动力公司屡屡强力没收的做法，也备受商界非议。
比张静江小5岁的马寅初，祖辈为绍兴酒业富商巨贾，他自己却是个思想西化的知识分子，留美读过耶鲁，最后得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哲学双博士，回国后任教北大经济系。北伐期间，马寅初与蒋梦麟等应主政浙江的蔡元培之邀，离开北大南下参与家乡建设（三人都是浙江同乡）。 不久，张静江接掌浙政，蔡系人马靠边站，马寅初一边在杭州、南京、上海三地重执经济学教鞭，并兼任浙江兴业银行总稽核，一边继续参政，竞选成为南京政府立法院议员，随后又当选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及财政委员会双料委员长。1931年底的全国经济委员会首任主席一职，应是他学者从政生涯的最高峰了。 可惜，棱角分明的马寅初在这个位子上没能呆太久，他“麾下”的委员们一个个都是党国要员，也由不得他尽展抱负。1934年9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改组，宋子文取其而代之，他只好回去继续当立法委员了。 生于19世纪最后一年的江苏常熟人钱昌照同样出身不凡，母亲是清末著名文人龚自珍的孙女，钱家与南通张謇一家又是世交。他本人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牛津大学修读经济学，素有工业救国的抱负。他的连襟黄郛是老同盟会员，北伐军入沪后为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经其引荐，钱昌照当了蒋中正的秘书，并在蒋的信任支持下，仕途步步高升。 与张静江、马寅初二人正儿八经的“建委”、“经委”主席身份相比，为人低调温和的钱昌照，在其一手打造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包括改组后的资源委员会）中，前后当了十多年副手，从副秘书长到副主任委员，直到1946年才转正。但若论该委员会在他长期实际主持下的斐然业绩与历史地位，在三大委员会中，无疑是最为突出者。 但国共大决战的最后时刻，对蒋氏政权的独裁作风深感不满的钱昌照，作出了令昔日“恩主”震怒的抉择，不仅自己暗中北上，还鼓动和支持资源委员会全班人马留在大陆。结果，1949年10月，他与宋庆龄、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竺可桢、许德珩等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名流，被国民党中央宣布“永远开除党籍”。 而此时，年过七旬的党国元老张静江，早已不见昔日驰骋政商两界的雄风。抗战爆发后，他即移居海外，远离国内纷乱的战火和政争，过着打斋念佛的半隐居生活。1950年9月，正当先后“弃暗投明”来到北京的马寅初、钱昌照，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重新聚首（马为委员会副主任，钱为委员兼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满怀期待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发光发热之际，73岁的张静江在美国纽约悄然辞世。 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