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沸沸扬扬的司法改革讨论了将近一年，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为司法改革的方向定调，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 其中，“公正”“高效”“权威”成为特别被关注的字眼。根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获得的数据，中国法院系统每年处理的民事案件高达1100多万件，刑事案件200余万件，如何在高效处理这些案件的同时实现“公正”判决，从而树立法治的威信，正成为新一届政府追求的目标。 然而，公正的前提是法官的独立审判，按照今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发表的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来看，法院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难以独立办案，这也导致了错案出现的严重程度亟须得到警示和关注，这也让人们看好这次司法改革应该不只是出台文件，而是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实践意义。 曾经提出“司法是社会良心”一说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肖建华告诉本报记者，“当前的司法改革，从现实需要来看，主要是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实现司法独立的审判权，二是如何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更确切地说，这应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独立审判事关整体改革 法官面临的最大压力之源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本位主义。 河南省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典型案件：一位河南省地级法院（中级法院）的法官由于判决本省人大通过的《种子条例》与国家大法冲突，认定无效而被迫离职，不得不进京读研。 这个案例突显了法官在独立审判上的难度，轻则面临压力和处罚，重则以失掉职业生命为代价。而法官面临的最大压力之源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本位主义。 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就表示，近年司法改革成绩显著，但问题不少，司法不独立是首要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成功的前提和保证。如果司法独立问题不彻底解决，司法改革就是一句空话，也会让中国当前进行的整体性改革面临瓶颈和桎梏。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在其《宪法政治：开万世太平之路》一文中指出，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是，国家“富”不一定“强”。相反，越富有，矛盾纠纷就越多，如果法律解决不了这些矛盾纠纷，那就只能通过暴力来解决。没有法律秩序的富有，对国家而言可能是灾难。 正缘于此，司法权独立，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成为专家讨论的热点。而来自中国各大法学院的专家，无论是本报记者采访的，还是通过其他媒介发声的，几乎一致性地认为，法院的人事权、财权隶属于地方、受制于地方，如果地方干预时，难以指望法院独立审判，司法公正就没有保障。 同时，法院内部的行政化问题亦需关注，法院内部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的向上请示和向下指示，正在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通常情况是案件承办人收集并审查了证据，询问了证人和被害人，讯问了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对案件比较了解，但根据现有管理体制，承办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需要报庭长（科长、处长）、分管副院长（副检察长）批准。由于后者并不一定能够准确把握案件，审批案件时未必都正确。 显然，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依法行使检察权是宪法赋予的职权，但由于缺乏相关的体制和机制，正让宪法的精神和权威受到影响。 文件改革只是第一步 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未触及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 肖建华教授告诉记者，“司法独立的推进，需要统一立法，需要对宪法重新修改，目前每一级司法机关还需要向同级人大汇报工作，未来这一规定是否调整，如何调整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倒推近年来中国既往的司法改革，往往是涉及文件出台的改革做得比较多，比较到位，即便如此，每一部法律修改或通过，都是一次利益上的较量，更何况一旦涉及体制上的改革，实践环节上的问题就会更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昕就表示“出台文件成为官方评估司法改革任务是否完成的标志。实际上，这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只有司法改革措施切实贯彻，良好运转，才可视为改革任务的完成。” 在其《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中, 徐昕进一步指出,“（此前）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未触及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
推行独立的审判权和检察权还会涉及到法官、检察官队伍的调整，本报记者从法院系统获得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40万人的法官队伍，其中将近一半从事行政工作，检察官队伍也有30多万人，按照其每年处理的案件算下来，法官、检察官的压力可想而知，由此，通过队伍调整，提升法官、检察官的待遇也就成为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如果财权上调中央，这同样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 肖建华教授也表示，“提升法官、检察官的收入，而且要大幅提升其收入水平，提升2倍甚至4倍都不为过，这是高薪养廉的必要途径，也是留住优秀法官人才的重要手段。但是，这些高薪应该给到那些真正承办案件的法官手上，因此，法官的分阶分层次就显得很重要，通过分阶、分层次，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从承办案件的法官手中剥离，不但提升审判效率，同时还能减少财政压力。” 对法官既要监督也要豁免 法官在执法时通常会存在认定事实上的选择问题，在法律适用上也会存在或左或右的解释。 一方面强调司法权的独立，另一方面就要强调公正，强调对权利的制约。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有些人可能认为事实是确定的，法律的规定又是白纸黑字规定的，法官的权利并不大，但事实上，法官在执法时通常会存在认定事实上的选择问题，比如采信原告的证据，而不采信被告的证据，现实中随意性较强，同时在法律适用上也会存在或左或右的解释，最终法官的权利很大。”肖建华说。 司法无小事，一个错误的判决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比如“彭宇案”。同时，司法往往是人们寻求正义的终极渠道。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对司法权力的专门的监督机制乃至机构，以对司法和行政执法进行廉政监督，同时这样的监督应该是独立于各个地方的行政权利。”肖建华说。 此外，对法官审判权的监督目前还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有内部监督，但处罚不过是内部的扣分、扣奖金，有错案追究的机制，但这样的监督机制并不科学，同时仍不足以与“影响所有人行为选择”的判决权相对称。 而在监督之外，还需要给法官“职业豁免权”，肖建华教授就表示，“当前《法官法》中并没有规定法官的职业豁免权，即如果法官不是故意做出的（错误）判决，也没有证据证明法官有问题，任何人在同等条件下都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就要给予法官以职业豁免，这是法官职业的重要保障，也是保证其独立审判的重要前提。” 司法改革60年 1949年 确定中央审判制度雏形 1952年 开展“司法改革运动” 1960年 审判机关精简，公检法合署办公 1967年 各地公安、检查和法院机关被砸烂 1979年 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辩护 1983年 确立审判委员会制度 1999年 “依法治国”写入宪法 2000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查改革三年实施意见》 2005年 最高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7年 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