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聊斋》中的商旅故事说起 随着人们对“大师”王林的神功与财富的质疑加深，商界明星与道长、神功、风水结缘的消息不断被披露于报端。有人将这归之于中国巫术思维的根深蒂固，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表象背后，是巫影重重与商界明星的纷纷陨落或者黯然失色成正比。这只能说明，商界明星们没有能够在传统思维中汲取正能量，从《聊斋》中诸多商旅故事所描写的巫影所蕴含的警示意义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蒲松龄意在惩诫 生活在清初的蒲松龄虽然是个失意的读书人，其撰写的狐鬼故事固然有供消遣猎奇的成分；但是他并没有忽视当时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笔下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出了自己对商人从商的看法。《聊斋志异》全书近500篇，其中涉及商业和商人的故事就有70余篇。其中尽管同样有狐鬼魅影，所涉及的巫术看起来同样荒诞不经，然而我们不难从中体会作者的鲜明爱憎，其重在惩戒无良商人或者商人不良行为的诉求至今不无现实意义。 金陵乙的故事告诉我们，南京有个商人某乙靠卖酒富致巨金。其发迹的秘密就是在酒中掺水的同时下点蒙汗药，酒量很大的人吃不过几杯便要烂醉如泥。某乙吹嘘这是他的店酒好，以此招徕生意。甚至连狐狸精都慕名而来，醉倒在店里，被某乙捆住。某乙要挟狐狸精带他去引诱邻居孙家的小老婆，狐狸精被迫答应了他，回家取了一件褐色的衣服要某乙披上。某乙押着狐狸精去孙家，狐狸精看见孙家贴了一张婉蜒如龙的“符”，便溜走了。原来，这个狐狸精先把孙家的大老婆害了，孙家正请了一个“异域僧”准备用巫术降服狐狸精。外来的和尚设坛作法的时候，夹杂在人群的某乙被法力击中，倒地变成了狐狸，只不过他还穿着人的衣服。虽经某乙家人的哀求，某乙被和尚放了，但数月后还是一命呜呼。 酿酒投毒，置他人生无于不顾，属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劣行；垂涎邻妇，图谋不轨，更是禽兽之行。让他化狐而死，还其本来面目，表现了作者对这些丑类的憎恨。如果说巫术就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和事物施加影响、给予控制的方术，那么蒲松龄在这里把和尚的“厌胜”写的神乎其神，并非是为了弘扬巫术，而是为了惩戒不良商人，这是和他所接受的儒家“取之有道”的思想教育是一致的。有人将中国思维的本质归之于巫术，恰恰忽视了巫术作为一种前科学的工具为中国思维服务这一本质。巫术最早是指巫咸那个地方的人所具有的制盐技术，本来就具有工具的作用，只不过当时的人们无法对制盐技术予以解释罢了。不过，假如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监督着商人，当然会使商人诚惶诚恐。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具有追求真善合一特质的文化系统，那么《聊斋》在塑造神仙、鬼魅、妖怪等不同系列的形象所体现的巫术思维，并没有偏离这一传统，惩戒还是为了劝人向善。比如，蒲松龄除了以因果报应来鞭跶借钱不还的行为，也注意塑造“正面”的形象以激励人。《蹇偿债》故事中有一个乡人王卓，向慷慨好施的李公借绿豆一石作资本经商，因亏本不能偿还，李公“怜其贫，亦置不索”。但王卓怀着“若无端受人资助，升斗且不容昧”，有债必偿的意念不敢忘怀，死后变为一驴偿还豆资。蒲松龄慨叹道：‘噫！昭昭之债，而冥冥之偿，此足以劝矣”，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至于王成、乐云鹤、李翠石、小二、马二混、马骥、慕蟾宫等正面商人形象的塑造，都是试图在巫术中传递正能量。 难以淡定更易“中魔” 在我们今天看来，蒲松龄之所以用巫术来表达自己的商业理念，那是因为他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缘故：“妄续幽冥之录”，“仅成孤愤之书”。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商界大佬和明星们围着“大师”转，显然与此不同，与其说是他们有幸获得成功之后对巫术的好奇，不如说是对自己所获财富中难以割弃的资本原罪的忐忑不安。可以肯定，他们并非想通过巫术弃恶从善，而是想逢凶化吉；与包括蒲松龄在内的古代巫术思维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按理说，能够成为商界大佬，忝列“先富起来”的人群，应当是福而不是祸，为什么他们要求助于“大师”们施展巫术，为自己驱邪？原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跳楼自尽前的自述颇具代表性：“我无法面对生活，对于未来能否摆脱它毫无信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的分析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精英阶层对未来没有把握，希望能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保佑。且不说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是否都属于社会精英，可以肯定的是，靠旁门左道、行贿起家的富商，他们即使有信仰宗教也未必出自“善缘”，多出于对财富安全的担忧，当然不会拒绝将巫术作为“救命稻草”。这和蒲松龄因怀才不遇，用“鬼狐史”消解“磊块愁”完全不一样；他们更愿意相信巫术、神功真有那么回事，其实是在“狎亵天数”。 如果仅仅借巫术以自保，那还属于商界大佬们的隐私或者偏好。问题在于，对“大师”崇敬有加的商界大佬们往往没有放弃对利益的贪婪，“大师”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一点，藉此为自己敛财。“大师”王林凭借关系在江西萍乡开的天上人间金尊国际会所，一度成为这个城市最高级、最大的会所，来消费的大都是当地官员和老板。他们汇集到“大师”周围，与其说是寻求神灵的庇佑，不如说是以“大师”为媒勾兑关系，交换资源，打通新领域，为自己牟取更大的利益。他们看中的只是大师和官员之间的关系网和利益链，哪里顾得上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如同蒲松龄笔下的金陵商人某乙那样，他们也是想在狐狸精那里借的一张狐狸皮。
在金陵乙的故事中，狐狸精与异域僧的偶遇，很难说是巫术的法力更高，彼此只是属于不同的流派，各自在为自己牟利而已。这就告诉我们，即使商界大佬们能够淡定下来，一旦卷入巫术不同流派或者同一流派不同立场的利益纷争，同样会使自己受到拖累。在《聊斋》“堪舆”的故事中，有个叫宋侍郎的人，就是因为两个儿子对墓地风水看法的不同，使得自己在死后三年不能入土为安。这两个儿子都自立门户，都笃信堪舆之术，都在数千里的范围内搜罗了一拨颇有名望的风水大师为父亲勘探一块好墓地。两门术士各有结果之后，互不服气。这两个儿子都想抢到父亲的棺木，直到自己死去也僵持不让。蒲松龄对这种痴迷于风水的态度进行了辛辣地嘲讽，足以使得那些围着“大师”转的人们警醒。 对市场保持敬畏 应当承认，市场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不少商业明星的陨落多与特定官员的“偶然”落马有关；但这恰恰说明社会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可逆转，“不问苍生问鬼神”靠不住。据媒体披露，8月初参加在新疆特克斯县举办的武林大会的“掌门人”多为自封；另有“大师”王林在回应质疑时承认，从没说自己有“神功”。由此看来，与其将他们奉为座上宾，不如对市场保持敬畏，唯如此才能从《聊斋》中解读出正能量。 以不懈的努力应对市场新的挑战，锐意进取。面对市场的变化，无论商家有怎样充分的准备，也有把握不住商机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求助外力超拔，不如始终保持创业精神，经过不懈地努力迎来柳暗花明的前景。如果说这也是一种认命，那其实就是对市场的敬畏，而不是把那些对现有规则进行亵玩的把戏当做神力。在《聊斋》王成的故事中，王成本来就得到了一位狐仙的资助，却在贩卖葛布时赔了本钱，而且仅存的盘缠也在旅店丢失。在店主人难以撇清干系的情况下，他没有怪罪店家，自责为“此我数也”。在贩鹌鹑自救时，购得的一大群鹌鹑竟死的只剩了一只。王成就凭着这一只鹌鹑翻本，最终获利数百金。在蒲松龄看来，王成的成功就在于他虽处困境而不讹人钱财，纯厚无伪并知恩图报。 对过去偶然的成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眷念幸运之神频频光顾。作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无疑都有成功的经历。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规则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自己掘得的第一桶金往往有挑战道德底线而又得不到校正的偶然机缘。如果把偶然的成功当做普适的模式，以为幸运之神总是偏爱自己，那也是一厢情愿。如果以为手里握有一定的资本似乎更容易受到逐利者的青睐，连资本原罪也成了包打天下的不二法门，足以让巫术为自己服务，恰恰会被抓住自己的软肋。在《聊斋》潍水狐的故事中，有一个老者能够预知未来，并不隐瞒自己狐仙的身份，对来访者均以礼相待，唯独将县令拒之门外。就是因为老者知道他贪财无耻的老底，“羞与为伍”，更不消说为他禳灾了。 对曾经的愧疚用及时转型来救赎，通过创新的努力打造核心竞争力。商海跌宕起伏，在成功巅峰背后所承受的压力只有自己体会最深。如果说其中存在着不为人知的焦虑、空虚，需要寻找慰藉；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堂堂正正地经商。蒲松龄的主张是多做善事，即“喜为善”。蒲松龄虽然对古人“为富不仁”的说法不以为然，但是认为对“仁”的追求必不可少，至于是先仁而后富或者是先富而后仁，那只是一个殊途而同归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他所说的“仁”无疑包括慈善事业，然而在商言商，关键还是在今后的商业实践中做一个“诚笃君子”。如果说过去的成功过于“草莽”而留下遗憾，那么当市场日益规范之际，就应当及时转型，以人为本，与环境友好，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在精神上得到升华，而且有助于防止在机会导向的惯性中遭遇巫术的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