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传统媒体处于被唱衰的尴尬境地，但安徽出版集团董事长王亚非却提出自己的观点，那就是纸媒诸多功能的开发其实才刚起步。2008年，安徽出版集团成功上市，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主业借壳整体上市的“第一家”。围绕纸媒和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时代周报对王亚非进行了专访。 纸媒更有文化气息 时代周报：目前，数字化、电子化的媒体越来越多，普遍认为传统媒体市场会受到严重冲击，你怎么看传统媒体的未来发展? 王亚非：纸媒的发展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它存在下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跟图书一样，因为数字化的东西只是一种阅读的补充，或者说习惯的调整。而现在又进入自媒体时代，信息量比较大，信息的传播反而逐渐从追求简单的信息变成追求深度，即透过信息看本质，这种需求会越来越大。很多人会利用数字化的东西获得简单的知识和娱乐，但是并不能代表纸媒不能带来深度的知识传播，我个人认为纸媒有这个特点。 如在《华盛顿邮报》被收购一事上，他们评价纸媒应提供信息化服务、新闻分析而不见得仅仅提供简单的信息传播。所以现在各个角度都反映了信息时代的潮流，就是人们更重视信息的质量深度，而不是信息流量和速度。 现在纸媒的功能应从三方面反映。一是阅读功能，二是创意功能，三就是信息服务功能。无论数字媒体还是纸媒其实都能做到这三点，但是纸媒更加有文化气息。这如同一个人在家里看光碟还是去院线看电影，有的人觉得在家里方便，有的人去外面看电影感觉浪漫。现在有人写微信，说不定过几年手写明信片变成时尚。我感觉这是一种时代的变迁。 最后纸媒本身也可以做一个企业的平台，传播、论坛、会展各种各样综合元素。我觉得空间很大，纸媒是个平台，上面展示更多活灵活现的画面和时尚，并且能够获得知识传递、信息分析等。而且纸媒可以做礼品和各种多元化产业的融合或者延伸。 当然，新媒体出现肯定使纸媒现在的市场被蚕食。但是这就逼迫纸媒去开发新的功能，不要把纸媒只当成报纸，纸媒还是一个经营的平台。其实电子期刊可能更多的是机械化、数据化的东西，更加随便化，而纸媒则是更好的平台去展示和影响组织。 时代周报：但是现在有很多调查数据都说年轻一代没有养成纸媒阅读习惯，同时电子图书市场也开始起来，未来图书、报纸的市场会不会受影响? 王亚非：这是民族引导和社会引导、国家引导的问题，要坚守，让青少年养成阅读的习惯。为什么别的国家读书的人多而我们国家读书的人少呢?读报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问题，是能够引导的。当然我们必须要对纸媒的内容进行改造，让它能跟读者互动。这种互动并不是说在屏幕上互动，而是有更多互动的语言和内容，我想这样年轻人就会感兴趣。 数字媒体的收益尚难确定 时代周报：安徽出版集团在传统媒体平台拓展方面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介绍? 王亚非：安徽出版集团有份报纸叫《市场星报》，就这一份报纸本身来看，作为纸媒虽然广告可能已经受到影响，但它本身举办活动，还和旅游结合，以及和图书文化载体的结合，使它的收益不但没减少还在增加。但是数字媒体到底现在有多少收益我还不清楚，纸媒的收益是看得见的。虽然有些方面在减少，但利用纸媒平台还是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收益。 比如《市场星报》除了做广告外，还有商业分析，并让报纸和期刊、图书、影视结合，成为各种方面嫁接的平台，如跟旅游、会展嫁接。我觉得媒体无论纸质还是电子平台，都要在经营上融合多种形式，把它变成一个管道、一个舞台。人们不会忘记报纸的影响力。随着生活的调整，人们会更重视报纸的深度、广度以及质量，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淘汰一部分影响力、组织力、质量较弱的纸媒。 时代周报：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比如将纸媒电子化，或者出电子杂志、电子图书这些举措，目前褒贬不一。你有何看法?
王亚非：每个人选择方向不一样，比如在英国、日本这方面尝试不多，美国可能比较多，美国人生活节奏快，报纸广告量本来就不大，福利、人员待遇又高，它的报纸成本高，因此减少纸的印刷量可能是一方面原因，但是电子版同样要花很多精力去推广。而且美国的新闻价值传播是有偿的，不像我们很多新闻传播是没有版权的，是无偿的新闻服务，电子版传播价值不能得到体现。如果这些数字版的传播和下载都是有偿的，就有升值的潜力。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数字版的传播价值值得思考。 而且在美国从报纸发行量看，包括我自己在西方访问的感受，西方国家还是很多人拿着报纸在看，所以并非被完全代替。增加电子版，是增加阅读的空间和深度。数字版不表示大家不看纸质图书，只是多了选择。纸质版有纸质的欣赏方法，数字版有数字的欣赏方法。现在大量的数字版图书都是由原纸质图书经过时尚化、碎片化、互动化的改造，现在两者在互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时代周报：中国媒体市场有其特殊国情，这对传统媒体变革有什么影响? 王亚非：在中国纸媒还是受到重视的，以图书出版为例，很多人的文章或文学作品都是数字化，比如盛大文学，但最终他们一定要找出版社来将作品出书，一次印量常是5000本、10000本甚至更高。因为他们认为这才叫书，这才叫成果。报纸方面，很多读报的人一般利用休息时间、旅游时间去阅读，读报慢慢变成休闲时尚，而非工作需求，这就是进入了不同的阶段。在中国，报纸的广告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而电脑、网络很多人却不大习惯。报纸放着随时可以找出来，报纸更直观、更随意。我认为广告是声音比文字重要，文字比图片重要，报纸随便往哪放都能找到那种感觉。 另外报纸还可以进入礼品市场，哪一年哪一月的报纸，是正正规规的报纸，是无法PS的，有人就开发这个功能，将其做成礼品。我觉得报纸可以进入很多行业，报纸空间无限大。 观念转变是产业发展的根本 时代周报：安徽出版集团2005年成立至今，已连续四次入选“文化企业三十强”，发展模式可圈可点，有哪些理念和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王亚非：第一点，没有概念的转变，产业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从我个人来看，观念转变是一个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元素。因为观念一转变，你的整个经营队伍才可能转变。 第二点是专业队伍的建设。企业应当有意识去培养具有专业意识的队伍，让专业人才在专业岗位上从事专业工作，选择专业的手段，并且有定向的目标市场和合作对象。比如我们集团下每个出版社都有国际版权专门的岗位和人才。所有的展会也都有固定的人员跟进，不会开一次展会换一批人。同时，我们在外语、图书出版功底、知识产权上都有加强对员工的培训。 我认为精英型的人才和产业化的人才是企业突破的基础工作，也就是说，在企业观念转变之后，继而建立专业的队伍，才能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技能。 第三点是结构的转型。现在的出版产业面对的是大技术、大经济、大市场、大数据的时代，所谓的经营思路必须符合这个时代，才能符合这个产业的发展，从而变成产业。比如，一本书可能是一个文化元素，但是你想让它变成文化产业，必须做一个大规模的战略性和战术性结合的综合考虑，你必须多考虑大的趋势背景下的发展模式。安徽出版集团强调的“做强主业、做大产业”，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发展和布局。 时代周报：安徽出版集团在“走出去”方面做了哪些尝试? 王亚非：首先，所有可以利用的国际市场开拓的机会我们都不会放弃。每年的图书博览会、展会，甚至是广交会，我们没有一个空缺，全部都有专业人员有的放矢地去做。不过，最终还是靠平时的功夫，我们的工作人员经常利用网络等手段进行各种信息交流，寻找合作平台和机会。如果在平时就有目的去做，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那么最终就会有成效出来。迄今为止，我们每年的BIBF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每次签约的数量基本都比往年增加20%-30%，其中欧盟国家基本占了60%-70%。 第二点，我们从图书产品、文化产品会做产品的延伸，比如图书的文具化、玩具化，数字产品与软件结合等等。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海外建立了工业实体，比如我们在俄罗斯有自己的印刷工厂，这样和国外的出版公司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会更多，出版、纸张贸易等业务也就能比较稳定的发展。我认为在海外建立实体经济，有助于文化“走出去”。因为建立实体，是产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简单把几样文化产品输出国外。一旦有稳定的工业实体，整个产业发展会比较稳定，如果急功近利，一本、两本书去推广，很难真正“走出去”，只有相当的经济、效益、实力、资金保障，才能把图书文化产业扎实做下去，从而在海外稳定。有一些在海外做单个出版社的，可能两三年内，开拓业务的从业者连自己的生存都保障不了，怎么谈稳定发展? 我们在斯洛伐克有数字传媒产业，在波兰也有出版社等等，都是机构先“走出去”，然后再开展推广。而在这之前，都是通过各种博览会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再去联络发展。我认为国际市场的开发，不是那么立竿见影的，不应该急功近利，不管在经济还是社会考核上，都应当给与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更耐心等待，才能有好的效果。 时代周报：你认为文化企业向外发展过程中，应当是政府主导还是企业先行? 王亚非：两方面是需要结合的。首先政府当然要主导。因为长时间以来，文化产业在中国并没有被提到一个较高的高度，所以很多文化产业的从业者都维持一个作坊式的做法。这里面存在自娱自乐、自我阳春白雪式想法的人很多，他们的想法具有封闭性，即缺乏对外交流的意识，因此总体而言从业者既缺少国内市场竞争的意识，也缺少在国际市场竞争的眼光、意识或能力。 政府的号召、鼓励和政策扶持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有价值观输出的作用.但是同时又要打造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因为给政策去引导的是国家，但是最终走出去和操作的还是企业。所以企业意识上要有“走出去”的观念。由于我们的国内市场以及消费者的阅读习惯本身就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国际市场的空间是很大的。文化、市场、交流是没有国界的，文化产业从创业伊始就应当放眼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