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万花筒，中国梦】 唐翼明先生历经三梦。少年时做“苏联梦”，认为最好的中国就应是苏联那样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越洋留学，又见识了何为“美国梦”：自由和机会均等是其中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如今再谈“中国梦”，他的理解是六个字：包容（凡中国人皆可以有）、多元（像一个万花筒，不离中国这个筒，但可以有百般图案，千般花样，老少咸亨，男女同乐，因此活力无限，生命无穷）、共通（大家都希望中国变好，自己的生活也变好） 唐翼明去过大约五十个国家，一两百个城市，也接触过许多国家的华侨。在他看来，中华文化中至少有几点是有助于提高现代生活品质的： 一、中国文化把人看成是自然的重要部分，中国思想中几乎各家各派都主张“天人合一”，钱穆“晚年定论”说天人合一将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过度开发、过度损害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再来回顾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一教导，就感到它远比西方文化中过分强调人的力量，主张挑战、征服自然要高明得多； 二、中国文化把中庸之道看成最高境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也是非常优秀的观念，远比西方文化中动辄走极端、动辄挑战极限要高明得多； 三、中国文化讲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只要作现代诠释、现代转换，就完全可以跟现代生活合辙，并且提高现代生活的品质； 四、中国文化中“内圣外王”的思想，把个人修养同社会秩序连成一气，即儒家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也比西方文化中把个人与社会、公德与私德打成两截高明； 五、中国文化重“孝”，强调一家之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西方文化没有这种观念，所以凡是在西方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西方的家庭生活尤其是老年人的境况其实不如中国； 六、中国精英文化重视精神的力量，强调神重于形，主张勤劳节俭，这对现代生活中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倾向有良好的节制作用。 唐翼明认为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转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两次重大的转型。 第一次是所谓“轴心时代（AxialAge）”，也就是中国出现孔、孟、老、庄，希腊出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犹太出现先知、耶稣基督，印度出现释迦牟尼，伊斯兰出现穆罕默德的时代，人类社会由前文明社会转型为文明社会； 第二次起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由文明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完成。第一次转型是几大古老文明分别进行，互相之间似乎没有影响，第二次由于交通的发达，转型变成世界性的、互相影响的，也就是所谓全球化。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各国、各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有同有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观念不应当在现代化中遗失，反而应该传承、发扬、加以现代的阐释和转化。 尊严与机会，美国梦核心 时代周报：你在年轻时，有没有梦想将来中国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唐翼明：年轻人都会做梦，先是自己的温饱梦，然后是求学梦，职业梦，渐长之后，书读多了，眼界宽了，就会想到国家和未来。1949年我七岁，我的教育完全是在新社会完成的，那时的中国一边倒向苏联，完全接触不到西方资讯，所以我们那一代年轻的时候，觉得理想的中国就是苏联那个样子，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苏联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也不清楚。 当时除了外交人员之外，没人出得了国，留学苏联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但也没有几个人有这个福分。共产主义是天堂，但天堂谁也没去过，根据列宁的话是“工业化加电气化”，我们自己的土话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个时期的主流思潮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马克思说的。我们当时对未来理想生活的想象大抵也就出不了这个范围。 时代周报：1981年赴美留学，你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时期，如何理解“美国梦”之说？ 唐翼明：我1981年到美国，当时的确有一种文化的震撼，就是英文里说的“Cultureshock”，因为那时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从社会财富到社会制度，完全是两个世界。 那个时候开始常常听到“美国梦”（Americandream），这个说法，也亲身体验到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我理解的“美国梦”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泛指的，就是一般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富裕而有尊严，没有明显的阶级歧视和民族歧视，当时似乎只有美国基本上做到了，所以叫“美国梦”；另一层意思带有一点特指性质，指一个人只要有志气肯努力，就可以实现他的最大胆的野心和理想，比方说，一个穷人变成百万富翁，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成社会名流，一个青年学生变成诺奖得主，这样的理想通常在别的地方很难实现，但在美国却可以，而且的确有很多人做到了，所以叫“美国梦”。后一层意思在移民中特别流行，演绎出很多美丽浪漫的故事。 我个人觉得，所谓“美国梦”中最基本的要素是自由和机会均等。自由就是只要不犯法，你什么事都可以做；机会均等就是人人都有机会，拼的是本事和勤奋，而不是其他非个人因素。当然这也只是相对地说，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均等在美国也是没有的。 时代周报：“美国梦”中有哪些观念值得中国人深思或借鉴？ 唐翼明：人的尊严和机会均等两方面最值得中国人借鉴。 在美国，基本上大家都活得有尊严，不会觉得低人一等。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教授也好，清洁工也好，早上见了面都会互相打招呼，说一声“Goodmorning”。中国那时才结束“文革”不久，“文革”中人们被分成“红五类”、“黑五类”，这个“分子”、那个“分子”，所以我的感受特别深刻。 中国有两千年的专制王朝历史，社会等级分明，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是谈不上的，上对下颐指气使，下对上唯唯诺诺，这种恶劣的风气在今天的社会并没有消除，而是换了一种面貌出现，在某些时期甚至愈演愈烈。一个国家，如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没有尊严，就不可能是一个老百姓心情舒畅、幸福指数高、可称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另外，机会均等我觉得非常重要，美国这一点做得比较好。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验。 作为一个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我完全凭自己的成绩，第二年就拿到哥大最好的奖学金“PresidentFellowship”,一直拿了四年，直到写博士论文为止，并且被选为东亚系的学生代表。可是我在国内1960年高中毕业时，参加全国统考，考试成绩五科平均在95分以上，是武汉市的第一名，湖北省的第二名，就仅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名落孙山，连一个专科学校都上不了。 机会均等对一个国家极为重要，一方面治国以人才为本，机会均等是保证国家有真正可用的人才，真正的人才也都有用武之地，这样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另一方面，机会均等是促使社会阶层流通而不至于僵化腐败、活力充沛而不至于停滞衰老的重要保证，古人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指通过机会均等的科举考试保证传统社会的阶级流通和人才晋用。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四百多年，不是没有道理，旧时的社会无论多么腐败，在科举考试上一般来讲还是清廉干净的。今天的中国虽然明显的阶级歧视没有了，但是校园的官僚化、学术的腐败、搞关系、开后门、送红包等不正之风的泛滥，严重地破坏了机会均等的原则。 时代周报：你在台湾任教十八年，如何反思中国文化中关于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构想？ 唐翼明：我在台湾待得比较久，父母都在台湾，我先后在文化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东海大学任教，有许多学生，也接触了台湾各阶层的人物，对台湾有较多了解。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大陆和台湾的贫富差距还很大，现在则差不多赶上了，但是大陆农村和偏远地区跟台湾还是有相当大一段距离。两岸的差距更多地还是体现在社会的软件上，如民众素养、社会风气、人和人的关系、办事效率等。 台湾社会最让我有好感的是这样几点：一、农村和城市差别不大，民众普遍较为富裕，但并无奢靡之风；二、民众教育程度高，素养好，一般人都能做到文明守法、有礼貌、守秩序，人际关系较为温馨祥和、较少暴戾之气；三、老百姓不怕官、不怕警察，敢于批评官员和政府，没有因言治罪的恐惧；四、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只要不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冲突的，基本得以保存，不存在文化断裂现象；五、公务员一般都能做到守法不乱来，基本上少见当官做老爷的，贪污腐败的现象较少；六、公共机关办事效率较高，服务民众的观念普遍树立，公务员对老百姓都客客气气，基本上见不到老百姓受公务员的气、办事到处钻烟囱的现象。台湾也有台湾的问题，但以上几点确实比大陆好。 中国文化中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大致包括统治者爱民、行仁政（所谓“王道”、“王天下”）老百姓丰衣足食（孟子说：黎民不饥不寒）、社会财富分配合理（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社会风气讲礼义廉耻（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我觉得台湾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比较成功地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积极成分，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中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一些先进观念，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多种“中国梦”，无需定一尊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中国梦”的文化内涵？ 唐翼明：我赞成“中国梦”的提法。我理解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中国现代化之梦”、“中国人美好生活之梦”。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世界强国，只是近几百年才落后了，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没赶上趟。近五六百年来人类社会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型为现代的工业文明，这个运动起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中国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于闭关锁国，以至于在这个运动中变成了后知后觉的国家，经过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才一步步被打醒过来，被逼着走上现代化这条路。完成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就成了近两百余年来中国先进知识人和全体国民的理想。 从文化内涵来看，我觉得“中国梦”应该具备包容性、多元性和共通性。 先说包容性。“中国梦”，就是凡中国人皆可以有的梦。首先，它是不分阶级、阶层的，富人可以做，穷人也可以做；白领可以做，蓝领也可以做；知识分子可以做，没文化的人也可以做；当官的可以做，草民也可以做。其次，它是不分政党的，共产党人可以做，国民党人也可以做，其他党派，民进、民促、民盟都可以做，连台湾的民进党，只要不坚持台独，也未尝不可以做，无党无派同样可以做。 再说多元性。中国梦可以有多种，无须定于一尊。领导人希望中国变成世界强国，平视群雄，这固然是中国梦；老百姓希望中国变得更富裕，衣、食、住、行、育、乐变得更舒适，社会更公平，更有正义，当然也是中国梦；知识分子希望中国变得更现代，更民主，更自由，又何尝不是中国梦？中国梦可以像一个万花筒，不离中国这个筒，但可以有百般图案，千般花样，老少咸亨，男女同乐，因此活力无限，生命无穷。如果把中国梦定义为某一种固定的图案和花样，只许做这种梦，不许做那种梦，那就是画蛇添足，非唯无益，而且有害。 最后说共通性。大家都希望中国变好，自己的生活也变好，有希望有盼头，蒸蒸日上，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共通性。 有包容性，有多元性，有共通性，这就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而不是斗来斗去。中国人做此梦久矣，鸦片战争以后就做起了，洋务、自强、变法、维新是做此梦，辛亥、共和、五四、抗战仍然是做此梦，1949年以后，共产党在此岸，国民党在彼岸，虽然曾经打得你死我活，骂得鸡飞狗跳，但从历史的长镜头看，又何尝不是异床而同梦？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不要自己斗来斗去，这样才能早日实现“中国梦”。
时代周报：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你认为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唐翼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后起型、外激型，是被打醒被逼着走上现代化这一条路的，比西方国家晚了一步，所以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学西方，模仿西方，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思潮主流就是西化，所谓“向西方寻找真理”，左派指责右派搞全盘西化，其实左派自己也搞全盘西化，差别不过是左右两派心目中的“西”不同而已。右派心目中的“西”是英、美，左派心目中的“西”是德、俄。全国皆“西”，都把自己的祖宗自己的传统抛到脑后，认定那是反动的落后的东西，需要加以扫除。 其实“现代化”和“西化”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现代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前期，往往跟西化重叠，但如果误以为现代化就要全盘西化，则是错误的。各国、各民族各自的现代化道路有同有不同，不必也不需全部一律。科学技术上我们不妨全盘西化（最后还要超越西方），但是文化价值上却不能这样做。 我始终认为，文化这个东西，可以搞嫁接，却绝不可以搞移栽，再好的观念也只能嫁接在我们自己文化的本根本体上，才有可能成活。因为我们文化的本根本体已经生长了几千年，无数的根须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每个家庭，深入到每个个人，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如果把这个本根本体拔掉，试图把别国别民族的树移栽过来，那结果不是枯萎死掉，就是桔化为枳，成为一场灾难。我以为这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汲取的大教训。 在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起的国家也有走得比较快的，如日本。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1867年，比中国的现代化起步还晚，中国人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起步了，但是日本现代化的进程却比中国快，比中国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弯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模仿的是英美模式，后来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另外一个模式，于是在中国就有了两个模式之争，走了不少弯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提出来的“不争论姓社姓资”，是一个英明的决策。 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果，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其原因盖在于此。这应该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宝贵经验。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且在前进之中继续深化改革，“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