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当代中国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群体对于改革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与微博等带有强烈情绪性的社交平台所展现的所谓“舆情”相比，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近一年来，在继续研究中国近代改革史、观察当代改革实践的过程中，我有幸与百余名中国企业家进行了辅以问卷的访谈，或许多少能有些管中窥豹之意义。 历史并非直线前进 历史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改革史也是如此。任何割裂历史的行为，都如同抽刀断水般，不仅徒劳，而且毫无意义。 世界上或许再也没有一个民族，会如同我们这个民族一样，总是对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距离最为接近的近现代史，充满了自卑，甚至自虐。国人解读历史、尤其是解读近现代史，往往容易走入“两蛋一星”的误区。在这种角度的观察下，前朝不是“坏蛋”（如所谓的“反动”）、就是“笨蛋”（即所谓的“愚昧”），民众则总是期待出现“大救星”，将“坏蛋”兼“笨蛋”一劳永逸地解决。 对历史如此简单化、脸谱化甚至妖魔化，其实扭曲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更难以客观、理性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历史要发挥“资治通鉴”的作用，首先就是要甩开“两蛋一星”，变轻慢心为平常心、变浮躁为宁静、变俯瞰为平视、变远瞥为近察。 中国近现代改革史，其源头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这是我的改革史研究的基本时间框架，也是我在此次访谈过程中一直强调的观点。如何用现实且理性的眼光看待近代史中的改革，其实直接关系到如何用历史且理性的眼光看待当下改革，避免对历史与现实实行双重标准。这正是本次问卷访谈中，专门设计了有关改革史的6道问题的初衷。 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回避的一大特点，就是高举“主义”大旗，围绕意识形态进行的纷争，构成了台面上、及表面上的主旋律。吊诡的是，居然有高达84.06%的受访者，认为“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才是“推动中国近现代史上变化的主要力量”。这种共识，或许来自于他们对于曾经经历的“政治挂帅”的反思，也或许来自于他们多年投身改革实践的切身体会。其实，这种认识本身，似乎亦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就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这种着眼于“唯物”的看法，在这次问卷访谈的其他问题上也得到体现，比如，仅有13.04%的受访者，将“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干扰改革方向”视为当前改革面临的最突出矛盾和问题。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唯物”观点，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认为是在“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受访者只有三成，认为“不断退步、一代不如一代”更是寥寥数人，而高达60.86%的人则认为“方向不定、时进时退”，既没有过于乐观，更没有任何悲观。 如果样本放大之后，还能保持与此相似的比例，那时或许可以推断：作为精英者的企业家们，其史观是“唯物”的、而不是教条的，是具体的、而不是虚幻的，凝聚共识更多的要靠利益的调整，而不能仅仅依靠宣教的力量。 顶层设计缓进改革 中国当前的改革，应当从清末改革史中吸取哪几条最重要的教训？对于这道唯一有关改革史的问答题，60人予以了书面回答，答案的涉及面虽然相当广，焦点却十分集中：近半数答题者（26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改革需有顶层设计、防止冒进。 受访者指出，“顶层设计十分重要”；“应有中长期战略设计，做好顶层设计，分步实施”；“高层要有设计，方向明确，坚决前进”；“要有国家大战略，以此统领改革”；“总体规划、稳步推进”；“改革是系统工程，必须全面考虑”；“系统设计，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充分考虑改革的阶段性和承受力”；“改革要统筹规划，要有战略，有目标、有路径，不能冒进，不要急躁”；“目标应明确，方法可以因地因时制宜”；“改革要做好顶层设计，有系统性”；“改革设计必须慎重，具有可操作性，切不可急功近利，提前平衡各方利益，对各种变化安排好疏导”；“顶层设计与具体实施路线图要协调一致，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操之过急”；“改革要自上而下，形成共识”…… 他们还指出，“改革要注重推进过程中的手段、方式及进度的控制分寸”；“改革要分阶段，一步一步走”；“纵然强敌环视，改革也要稳步缓进，不可急躁”；“看准了再搞，不能盲动”；“改革应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改革要脚踏实地，切忌政治游戏和大规模群众运动”；“改革要平稳推进，不能急功冒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避免不切实际的冒进，特别要避免社会动荡”；“改革要渐进式，循序渐进，稳中求改”；“小步快跑为宜”；“渐进式改革优于大跃进”；“要稳定大局”……有受访者甚至直接引用笔者对于改革史的论断：“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与此相应的，也有多位受访者将政改的操切视为晚清改革一大教训。他们认为，“政改与经改应同步”；“政改可以滞后，但不能一直滞后，要随经改阶段性推进”；“政改要有经改作为基础”；“政改路线应该清晰”；“经济是基础，搁置政争，踏实发展经济”；“不应盲目启动全面政治体制改革，应以循序渐进变革为主”。 对于今后5~10年的改革前景，高达57.61%的人认为“仍在经济社会领域小修小补，很难触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对比整个问卷访谈来看，我觉得与其将这解读为对改革前景的某种悲观，不如解读为审慎更为恰当，何况，同一题中，仅有8.70%的受访者认为今后5~10年“政治领域可能有所倒退”。 如何操作是关键 与呼吁顶层设计、渐进改革相呼应的是，有28.2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改革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与问题，是“改革缺乏总体思路，难以形成统领全局的改革战略”，有23.9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公信力下降、很难有效实施改革”。对于今后5~10年的最大风险，选择“改革方案不切实际又强行推进，激化社会矛盾”的，占到22.83%；选择“改革优先顺序安排失当，改革阻力明显加大”，有8.70%；选择“改革忽视系统性、单兵突进、加大新旧体制摩擦”，也有8.70%；这三项合并，比例达到39.83%。以上所涉及的，都是对于顶层设计及其推行的“技术层面”的考量，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对当下局势下能否做好顶层设计、并且能否通过官僚机器予以有效落实的期盼。 更为具体的，对于是否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仅有19.57%的人认为“有必要成立，且能发挥重要作用”，而大多数人（76.09%）或者认为没必要，或者认为即便成立了也只能当作参谋机构，难以总领全局。可以推想，依靠新设的专门机构推进改革，并不为受访者们看好，他们更看重的，是现有机构和机制对于改革的决心与能力。 尽管在顶层设计、渐进改革的必要性上有强大共识，受访者们对于改革的实际突破口的选择，观点却相当分散，7个选项中，最为集中的是“没有固定的突破口，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恰好可以作为其余6项得票数相当的注解，也凸显在“如何改革”上的共识匮乏。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受访者们所总结的晚清改革史的第二大教训，相对更为宏大的顶层设计，这或许亦可作为技术层面的考量。他们提出，“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发展的前提”；“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改革循序渐进，中央要有真正的掌控力”；“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正确处理中央地方的关系和平衡”；“放权应当适度，提高中央调控的公信力和明确方向”；“中央权威十分重要”…… 如果问卷样本数量放大后，还能保持类似比例，或许可以推断：企业家们对于今后的中央权威有相当高的期待，对于此前的放权力度、分寸则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的确，从清末的改革实践看，中央无序、甚至被迫放权，导致国家机器的整体效率降低，强化了地方离心力量（参阅雪珥相关著作）。 权力与资本 对于“晚清时阻碍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最关键因素”，集中于“政治法律制度”（53.62%）与“文化历史传统”（39.13%），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道德水平”的极少。这或许可以表明，受访者们并不认可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规则建设有着决定作用，也不认可“道德血液”的作用。 得票最高的“政治法律制度”，是有形的、务实的操作层面；而得票第二的“文化历史传统”，是无形的、相对比较务虚的层面。从晚清开始直到民国，将改造国民性作为中国富强的前提条件，有着相当强大的思潮，但在实际操盘层面上，往往容易走进“文化决定论”的怪圈中，不仅难以如聚焦“政治法律制度”那样，拿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而且最终容易陷入原教旨式的意识形态纷争之中。选择“政治法律制度”的受访者，多于选择“文化历史传统”，如果样本数放大后依然如此，大约可以推论说，在企业家阶层中，重视务实操盘者或许更占优势一些。 在中国长达150多年的近现代改革史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以泛道德论的舆论来看，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天然是恶的、并且一贯是恶的。但是，考诸历史，并非如此。150年前的先贤们开始改革时，中国并不具备推行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绝非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为了救亡的需要，拔苗助长般地催生的——催生的主要力量，就是公权力。彼时的公权力，不仅为现代化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投融资平台、信用交易平台和监督平台，更是直接提供了资本、市场、企业家身份保护等“特供资源”（参阅雪珥有关“权力与资本”的文章）。只有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才能更理性地厘清为何当下中国依然存在着公权力对于资本的强大影响力，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体制选择与制度建设的问题，而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甚至在某些时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厘清这些，是兴利去弊、进一步改革的前提。 在本次访谈中，有高达84.06%的受访者认可了“权力的扶持，在发展初期的确是重要的、必要的支持”，而仅有15.94%的人认为“权力的介入，自始至终都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伤害”。这样的判断，我认为不仅符合大历史的真实，也符合30多年前当今改革开放刚推行时期的历史真实。权力对于资本的影响，并非天然“善”、亦非天然“恶”，是双刃剑，关键在于权力运行的路径、方式、分寸等。 至于权力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过大的作用，有47.83%的人认为这是“制度安排的问题，可以通过体制改革解决”，49.28%的人认为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决定的、短期内无法改变”。 在肯定权力在发展初期对于资本有着“正能量”之外，相当多的受访者呼吁要尽快减少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这也成为他们总结的晚清改革史的第三大重要教训。受访者们指出，“尽早建立市场规则，维持规则的公正与公开”；“减少公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的作用”；“公权力要受到约束，政府的干预力度要逐渐减少”；“政企分开，释放经济活力”；“防止官商不分”；“政企分开很重要”；“减少公权力对经济的过多干预”。 改革依然有共识 中国各界对改革是否有共识？有哪些共识？这个问答题，其实包括了两个层面：前者其实是选择题，后者才需列举阐述。 总共有53位受访者对此问题给予了书面回答，对于中国是否有改革共识：46人认为有，占比86.79%；7人认为没有，占比13.21%。 少数认为中国各界没有改革共识的受访者，提供了其理由，大致是： 改革中“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令一些群体不思进取；不同利益群体各有诉求，谁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难以形成从全局、整体出发的改革共识。 而对于大多数认为中国存在改革共识的受访者中，他们所列举的共识，最为集中的就是对改革必要性、改革渐进性的认同，即“必须改、不能乱”，与多数人对于顶层设计、渐进改革的推崇完全吻合。甚至有多位受访者也明确提出，所谓的共识，就是在“必须改革”上，但对于“如何改革、改革什么”没有太多的共识。 至于受访者所列举的其他“改革共识”，从政改、反腐到社会保障，涉猎面很广，却少有交集。 在“今后5~10年改革的最大风险”选项中，高达65.22%的受访者，选择了“改革利益公平分配机制仍然缺失，特殊利益集团掠夺改革红利”。这至少说明：一、企业家们痛恨“特殊利益集团”；二、企业家们并没有认为自己也是“特殊利益集团”。 约60名受访者，书面列举了“特殊利益集团”，而答案相当集中： 掌握特殊资源的垄断行业；掌握权力资源的官员及其亲属。 而对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是否可以赎买，共43名受访者明确进行了书面回答，旗鼓相当。其中： 20人明确赞同赎买，占46.51%；23人明确反对赎买，占53.49%。 虽然问卷并没有要求受访者列出赞同或反对赎买的理由，不少受访者还是对此做了简要回答。 对赞同赎买的各种理由进行分析，大致有： 出于对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原因的考量，认为更应该加大改革力度，铲除“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根基。这与前几年赦免企业家原罪的提法相似，认为根本问题不是这些人本身，而在于制度。出于对社会稳定的后果的考量，认为赎买可以避免社会动荡。 反对赎买的受访者，也列举了不少理由，集中于： 不甘心赎买对此前非法利益进行漂白，强行赋予其合法性；担心赎买对此后法制建设的破坏，如此先例只能刺激更大的贪婪和利益掠夺，反而带来新的社会不安定。 与是否赎买的针锋相对不同，对于“特殊利益集团”是否对改革形成障碍，则呈现了一边倒的看法。在20名赞同赎买者及23名反对赎买者中，分别有12人和18人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形成了障碍。在对此明确作出书面表态的34人中，29人认同，仅有4人反对。 有意思的是，认为“特殊利益集团”不形成改革障碍的少数派们，也提交了书面理由，分别是： “特殊利益集团”毕竟是少数，不会影响大的改革方向；改革的障碍主要在于体制，体制改善和理顺后，“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中国各个阶层都有既得利益集团，无非是获利多少的问题。 显然，分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受访者个人如何定义“特殊利益集团”。 因此，从我个人参与问卷访谈的体会来看，最大的感受就是，企业家群体对于改革的看法，与微博等所谓的公共平台展示的“舆情”，有着极大的差异。
主要或许是以下3点：1. 对于顶层设计和渐进改革的高度重视与强烈期盼；2. 对于“必须改、不能乱”的强烈共识，以及对于“如何改”的迷茫与分歧；3.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