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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最好的编剧。10月30日晚上的一条简单的新闻复杂过大多数煽情的电影。 《四川在线》的权威描述是这样的：“成都市翡翠城小区四期一名10岁男孩军军（化名）从自家30层坠楼身亡……排除他杀的可能性。”当事学校的声明补充了部分细节，军军在学校的朗诵比赛中不遵守纪律，老师批评教育，军军放学后跳楼。 表面上看这是儿童教育有问题，但又绝非仅仅是教育问题。官媒提到了军军语文课本上留下的文字：“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这句话信息含量很大。这件事板上钉钉的情节是老师要惩罚军军，要么写一千字的检查，要么罚站；或者还有要么如何。结果是小孩子“选择”了自己极不情愿的，之所以说不情愿，是因为他说了“做不到，几次都缩回来”。而这个“选择”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有种力量让军军违背了人的求生本能。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什么机制可以将人驯化到放弃求生本能的地步。 这肯定不单是“教育”的问题。说洗脑过于笼统，也不和谐，让孩子去反洗脑更不现实。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要搞清楚个人权利先于教育问题，貌似属于教育问题的事情很多其实是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的变体。所以说到关心孩子，与其说如何教育孩子，不如先搞清楚到底什么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最大。反过来说，新闻中的少年惨剧，包括一些儿童题材电影里的乖张离奇，揭开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伊朗的电影审查不近人情，但电影一样风姿绰约，其中儿童题材电影蔚为大观。说白了，儿童电影不儿童，你能从中看到那个国家的凋敝，政权的不堪，自由尽萎缩，权利如草芥。 马克巴马夫家族又是伊朗电影的传奇。父亲莫森·马克巴马夫既是作家也是电影人，世界级影展的常胜军。大女儿莎米拉·马克巴马夫17岁时以《苹果》杀入戛纳，2000年终凭那部《黑板》抱回评审团大奖。小女儿汉娜·马克巴马夫更是了得，14岁时以一部纪录片入围威尼斯影展，17岁的第一部长片《迢迢上学路》（《佛在耻辱中倒塌》）斩获17个大奖。这部电影的角色全是小孩，但绝非一部儿童电影。 6岁的小女孩巴克泰羡慕邻家男孩能上学。趁母亲离家洗衣服的空档，她安置好自己的妹妹，准备求学。塔利班倒台之后，学校的大门对女性敞开。但家徒四壁的巴克泰首先要解决文具的问题。在商店老板那里碰壁之后，她从家里拿了4个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之后买文具。 巴克泰卖鸡蛋买文具的过程让我相信她不但聪明而且泼辣。某种意义上这是天分，基本的社会规则之上依靠趋利的本能去解决问题，这个很难被教出来。不管是什么社会之下，这种应对靠的都是个人的智商和情商。当然，巴克泰的上学路困难也不在此。 险阻出现在巴克泰找学校的路上。她遇到一群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这群孩子把自己扮成塔利班分子。他们说女孩子不需要上学，涂口红不蒙面的巴克泰是坏女人，应该被活埋。巴克泰被带到一个洞穴中，几个被带上纸袋面罩的小女孩站在里头。巴克泰告诉她们这只是一个游戏，不必害怕。但女孩子们真的被吓坏了，有一个甚至不敢逃离要在洞穴中“受死”。那些男孩儿身上浮现的是昔日的塔利班，而在这些小女孩身上，则是阿富汗普通人的恐惧与麻木，无关老少，举国皆然。 而在回家的路上，巴克泰又碰上这群孩子。这次他们扮成美军，巴克泰则被当成塔利班分子，必须受死。她拼命地逃，但最后还是被围住了。面对那孩子的恐吓，巴克泰真害怕了，当别人喊出“死掉就自由了”的时候，哭泣的巴克泰倒下了。这些孩子的举动已经超出了恶作剧的程度。同时这种角色鲜明、转换明确的“游戏”断然不是孩子能凭空编造出来的。说白了，这就是战火拉锯对孩子的影响，这种非常环境是最“有效”的教育。 另一个貌似和教育体制直接相关的方面是：巴克泰终于找到了邻家小孩的学校，但这所学校是男校，小女孩不能在这里读书。事实上在塔利班控制下，阿富汗曾禁止许多以前旧政权容许的活动，其中就有女性上学。塔利班倒台之后女性可以上学了。巴克泰也确实找到了女校，但是由于贫穷等原因，她还是不能上学。这个问题就更清楚，这里的教育遇到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只不过在局势动荡的国度，枪炮直接能规划制度；而在思想大一统的地方，洗脑隐秘地制造傀儡。在这样的地方，孩子出了什么状况都不见得根子在教育。 其实在现代国家，每一个孩子最先上的都是也应该是公民课，直观地了解自由的界限和权利的领地，知道哪些是必须克制的本能，什么是不必妥协的坚持。一个漠视权利、侵犯自由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大过任何规范的教育。后者有问题可能丢分数，前者出偏差则直接没“自我”，此时，出现被驯化到放弃求生本能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先知道保卫个人权利，再去谈如何教育也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