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碉楼大院牌坊的商业密码
如果说历史是民族的根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那么建筑则可说是民族的象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三大建筑标志分别是转法轮、十字架、月牙形。中国近代著名商帮也有三大标志性建筑：粤商的碉楼、晋商的大院、徽商的牌坊。 从品牌传播与文化营销的角度看，这三大标志性建筑既体现了当年三大商帮的崛起共性：地少人多，群体移民、家族经营、诚信为本、义利结合；同时又反映了三大商帮的个性：粤商漂洋过海在南洋或北美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唐人街，依靠秘密会社——洪帮组织获得保护，凭借中国的小商铺起家；晋商开辟茶叶之路，依靠严格的师徒制与票号，垄断驼道与金融，建立自己的商王帝国；徽商则选择官商结合做红顶商人，亦儒亦商，垄断盐务，做大茶、木、典、盐四大主业。三大商帮杰出商人发财致富后的共同选择把原始积累的资本投入房地产，或盖碉楼，或修大院，或建牌坊，经过世代演变，而成为人们心中的象征符号。这也许是当下中国房地产为什么热？汤臣豪宅备受注目的一个历史铺垫。 金山伯的凯旋门 一花一世界，一佛一如来。广东江门，又称五邑，下辖开平、新会、新兴、台山、恩平五个县市，是中国著名的侨乡。 开平境内最多的时候共有3000多座碉楼，目前尚存1800多座，堪称世界最大的“碉楼博物馆”。碉楼的造型千姿百态，有中西合壁式、古罗马式、土耳其回教式、欧洲式、十六世纪英国式、德国堡垒式、教堂式、别墅式、庭院式等多种建筑，犹如古代中外建筑最精湛的艺术博览。 开平碉楼在建筑结构上则充分体现了防卫功能，其共同特点就是门窗窄小，钢窗、铁门，墙身厚，顶层四面都有枪眼，楼顶还有了望台、探照灯、警报器、枪械等，在历史上对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有极大贡献。 遍布开平各地的碉楼，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更楼或灯楼。这种楼一般建在村头或村尾，有些建在小山丘上，如“方氏灯楼”，以供民团及更夫使用，里面有枪支、探照灯及报警器，一旦发现匪贼立即报警，让村民准备；二是众楼。由十多户或几户人家合资兴建，这种碉楼有三至六层，每层设有二至四间房，如有匪贼，各户人家可住进众楼，以避洗劫；三是居楼。由华侨独资兴建，用于长久居住。
万事皆有缘。上个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年代，却是西方淘金热兴起与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时期，大量中国劳工踏上了未知的谋生之路。这些被人称作“金山伯”、“花旗客”的广东开平人历尽艰险，只有少数幸运而倔强的“金山伯”九死一生，挑着装满西方神奇玩意的大木箱和为数不多的财富回到家乡。“落叶归根”传统让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买地建房、娶亲生子、福荫亲族，似乎所有的辛酸苦累都会因衣锦还乡的光荣而悄然消失。 开平碉楼中，迎龙楼、瑞石楼、自力村和马降龙村落堪称典范。聚焦这开平碉楼的“四大代表”，也许能更深地启示我们，为何碉楼会成为华人华侨生命所系的灵魂栖息地。开平的碉楼总是与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连在一起，完美精致的设计与大宅门的纷纷扰扰，验证了金粉世家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
迎龙楼——坐落在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村，东距开平市区6公里，是开平市现存最早的碉楼，为关氏家族所建。最初到这里来定居的人是芦庵公。这座楼由芦庵公的曾孙关圣徒修建，坐北朝南，楼高大约十公尺，共有三层。楼的占地面积约一百五十二平方米多，楼的墙壁全是用一种较大的红砖砌成的。砖长三十三厘米，宽十五厘米，厚八厘米，墙体的厚度竟达到九十三厘米，接近一米之厚！修建这样一座楼的确要花不少钱，所以关圣徒建到一半时，发现钱已不够建完楼。据说，他的夫人谭氏见此情景后，拿出私蓄，楼才得以完成。为求吉利，关圣徒将此楼命名为“迎龙楼””。该楼命名为“迎龙”是期望它给村民带来平安、好运、幸福。迎龙楼建成后，在保护民众避免了洪涝和盗匪的侵袭起了其应用的作用。迎龙楼方形的建筑形体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是开平碉楼传统最原始的模式。
瑞石楼——号称“开平第一楼”。坐落在开平市蚬冈镇锦江里村后左侧，楼高九层，占地92平方米。瑞石楼的始建人黄璧秀，号瑞石。他和儿子黄畅兰(长子)、黄赐兰(次子)一起在香港经营药材铺和钱庄，事业成功。20世纪初，59岁的黄璧秀因父母和妻子在家乡居住，为了家人的安全，他不惜投入三万多元港币的巨资，于民国十年(1923年)筹建家居碉楼，民国十二年(1925年)竣工，历时3年。楼建成后，他以自己的号取名，叫“瑞石楼”。当时广东省有名的大书法家、广州六榕寺主持铁禅大师题写了“瑞石楼”三个大字。 自力村碉楼群——塘口镇自力村，系由三个方姓自然村组成：安和里(俗称犁头咀)、合安里(俗称新村)和永安里(俗称黄泥岭)。50年代初，三村合称“自力村”，取其自食其力之意。现该村有63户，175人，华侨、港澳同胞248人，主要分布于美国、加拿大、英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斐济及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立村之初，该地只有两间民居，周围均是农田，后购田者渐多，又陆续兴建了一些民居。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发展生产需要大批的劳力，来华招募劳工，开邑地区很多人由于生活所迫，离乡别井，到国外谋生。自力村的人也是在这时开始旅居海外的。以后一个带一个，旅外者众。他们赚了钱，便纷纷回来购田置业，尔后又返回国外，如此循环往复。该村现存碉楼和居庐15座，最有名的数铭石楼(1925年)、叶生居庐(1930年)和云幻楼(1921年)。“铭石楼”楼主方广仁早年在美国以“其昌隆”杂货铺发家，成为本地首富，后回到老家花巨资建了这座气派的豪宅，小楼共有五层，它外形壮观，内部陈设豪华，是自力村最漂亮的一间碉楼。“叶生居庐”的始建人方广宽，最早是为广仁打工的，后来发财也建楼，其规模仅次于老东家。 马降龙碉楼群——马降龙村位于百合镇，该村的碉楼保存完好，堪称与周围民居、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村里的13座碉楼都藏在竹林中。其中，该村碉楼最具代表性的是天禄楼。该村由永安、南安、河东、庆临、龙江5条自然村组成，为黄、关两姓家族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兴建。马降龙村背靠百足山，村后茂密的竹丛中，掩映着13座碉楼和庐，这些碉楼和庐造型别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天禄楼，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由29户村民集资兴建，为典型的众楼。该楼高7层21米，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第1至5层共有29个房间，每个集资户各有1间，当时每到傍晚，集资户男丁均入住楼里以防匪盗绑架；第6层为公共活动空间，第7层为瞭望亭。登楼环顾，四周景色美不胜收。据记载，1963年、1965年、1968年开平连续发生3次大水灾，洪水漫过民居屋顶，村民登楼得以避难。这些矗立在南粤大地珠江三角洲平原上的中西合璧、具有防洪、防盗功能的碉楼，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第一代“海归”的凯旋门。他们最初是冲着美国的淘金热走出国门的，但他们真正获得财富的利器并不是想象中的黄金，而是传统的“三铺：药材铺、杂货铺、理发铺，起家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勤劳、诚信的品质，靠的是血缘、乡缘、地缘的相互帮助，从一个小作坊、小卖店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完成了原始积累，而终成巨富。
旅蒙商的纪念碑 山西归来不看院。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明清时期，山西的太谷、祁县、平遥曾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民谚曰：“金太谷，银祁县，平遥是些小买卖”。在山西的晋中地区有五座著名的晋商大院：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太谷北恍村的曹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 这每一个大院都刻画着时代变迁的印迹，讲述着一段古老的故事。明清时期，山西商人汇通天下，暴富海内，他们将生意做到了当时一般商帮不敢涉及的西北地区与蒙古地区，甚至将足迹伸向了俄国、日本与东南亚地区；清代山西票号商人至少有十余项金融创新，其在世界金融史上的贡献，毫不逊色于意大利伦巴第商人首创的伦巴第银行。 晋商的发迹得益于盐务与茶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知道中国古代有条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交流的通道。却不知在我国北部草原还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西伯利亚腹地的驼道，这是一条被历史风尘湮没、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通道。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在公元6世纪，我国就有茶叶出口，至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就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输入俄国的砖茶和红茶均来自中国的南方，经营者都是非产茶之省的山西商人，精明的晋商每年深入江南茶区收购茶叶，清咸丰年间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茶商们改采两湖茶，将湖南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的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由旅蒙商人改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再贩运至伊尔库兹克、乌拉尔、秋明，一直通向遥远的彼得堡与莫斯科。在清代，茶叶贸易是中俄两个大国间最大的进出口贸易。茶叶之路的开辟推动了我国内地的种茶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北方草原和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随着一条条驼道的延伸，一座座城镇在荒原上掘起，欧洲的文明与中国的中原文明在这里交汇，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 当时的晋商垄断了茶路上的三样生意：驼道、船帮、票号。这些旅蒙的晋商被称为是长着“三条舌头”商人。当时茶路上的民谣：一条舌头的商人吃穿刚够，两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有数，三条舌头的人挣钱无数。所谓长着“三个舌头”的人就是会讲汉语、蒙语、俄语三种语言。这些在茶路上发达的大商人荣归故里后就是大兴土木建豪宅。今天分布在三晋大地上的一个个大宅院，就像一座座纪念碑，它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家族在事业上光荣与梦想。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你走到哪里，落叶归根是每个游子心中的顽强愿望，不管你创下多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最后总要回到故乡，否则你就是一个残缺的人，你的一生就不完整不完美。徽骆驼的护身符
“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徽州古时又称新安郡，下辖婺源、绩溪、歙县、黟县、休宁一府六县，包含今天的皖南大部和赣北的部分地区。地处群山之中的古徽州，在““七山一水一分田”的现实面前，数不清的徽州人不得不从新安古道走出去，沿练江下行，从练江出水，转入母亲河新安江，飘摇杭州、苏州、南京、扬州等地，把木材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镇市场和官宦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到了明代，业已具备一定经商基础的徽州商人，又迎来了新机遇。朝廷的需要，催生了徽商的发展。朱元璋初定天下，征用了大量兵丁充实到边防戍守，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食。为了刺激人们交粮的积极性，朝廷颁布了相关法令，每交100石粮，可以到国家盐政部门换取400石食盐准销证。盐的销路广，利润又高，一直是朝廷控制的利税产业，控制销售渠道带来的利润，肯定财源滚滚。聪明的徽商开始到南方收购粮食，通过运河送到北京，再雇骡马拉到长城脚下，换取盐业销售许可证。及至后来，徽商为节省雇人和运送费用，干脆找人在长城脚下垦荒，直接供应长城脚下的戍边队伍。一直到明朝社稷大定，粮草充裕，戍边的将军开始改收粮为收钱。这是明朝部队最初的腐败，却又给精明的徽商带来更大的机遇。拿钱就可以买到盐业准销证，方便灵活，一大批徽商自此就滚雪球般地壮大起来。 闲居在内宫的太监和嫔妃嫔娥，面对盐业的巨大利润诱惑，也心痒难耐，可是又不方便出去，就想出了投资、操纵的方式。一帮精明的徽商被找了来，从此步入官商结合的第一道门槛。很多徽商的真正发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有利益共同体，太监嫔妃对于自己的委托管理人自然是大力抬举，善于利用谋略的徽商，开始以商入仕。如红顶商人。发财之后的徽商奉行忠孝节义，回乡大兴土木建造家园外，大肆修建祠堂与牌坊，兴办义学和义庄，以强化宗族制度。其中以牌坊最具特色。但徽州的牌坊，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都是贞节坊。徽州的牌坊种类很多，有功名坊、孝义坊、科第坊、百岁坊。 中国的牌坊有点类似于西方的纪念碑，是一种起表彰作用的建筑，表彰那些用儒家价值观念所判定的优秀人物。树牌坊，在古代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牌坊”在徽州地区是最高的荣誉象征。在建造牌坊的那个年代，它们象征着一种种无尚的荣光。或是成功的代表，更是道德的典范。也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而徽州的牌坊中，以表彰妇女贞节为最多，几乎占到一半，其中，商人妇占了绝大多数。徽州男子外出经商之前，父母都要给他们完婚。新婚不久，丈夫就要远走他乡。商海险恶，男人们在外面打拚，十年八载难得回家一次。徽州当地民谣唱道“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 从时代背景推测，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徽州人，对“蛮夷”满人统治的朝廷，多少有些不合作。于是，女人就成了男人们光宗耀祖的转嫁。但女人们要承担男人转嫁的荣耀，只有两条路：一是丈夫死掉自己苦撑，倘若熬不得几十年的清苦寂寞，也可以“速成”，办法是——殉情。在理学大本营的徽州，妇女们的行为受到了严格限制。已婚女子，无论丈夫在与不在，都要承担起侍候公婆、照顾家庭的重任。劳动之余，她们也只能在阁楼上的方寸之地，独对一角苍天，做些针织刺绣打发时光，因此，徽派建筑还除了黛瓦、粉壁、马头墙之外，还有一个特有的“美人靠”，就是商人妇盼夫望归的凭栏。 徽州牌坊多，歙县是个窝。全国现存的牌坊有3000多座，歙县一个小县城就有80余座，牌坊遍布县城和各个角落。如今，在徽州，牌坊已和徽商当年兴建的民居、祠堂并列，成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最具文化象征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