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华人世界的创业书：自慢Ⅱ之以身相殉》
这真是消磨志气的舒服日子，所幸在34岁时我做了明智的抉择，离开舒适圈，走向创业之路。 我没有一离开报社就创业，我选择一本财经杂志担任总编辑，但很快迎来了媒体开放的大时代，我也投身众声喧哗的洪流中。 离开《中国时报》的第二年——1987年，这是台湾过去数十年历史中最关键性的一年，也是蒋经国逝世的前一年，在蒋经国临终前，他为台湾定下了自由、民主、开放的制度，一连串的剧变在这一年发生。 远离舒适圈，走向创业之路 1987年发生了几件大事。5月，台湾宣布外汇管制开放，6月正式宣告每一个人一年可以汇出500万美元，努力赚钱，累积巨富，但出不了台湾的金钱，从此可以在全世界流动，台湾变成经济自由的地方。
同年3月，几个《中国时报》的老朋友，在“党禁”、“报禁”开放的鼓舞下，创办了《新新闻周刊》，并喊出“自由报业第一声”，我深受鼓舞，大丈夫当如是，只是政治非我所长，所以并没有加入。 （创业陷阱：顺着趋势潮流做事，事半功倍，问题是一个人如何观察趋势的变动。1987年台湾发生了三大剧变，可是很少有台湾人记得，说明大多数人对环境变动的无知，这也是创业者第一个要克服的盲点：对环境冷淡，不知自己面临的机会与危机。） 可是当五六月宣布外汇管制开放时，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因为全台湾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动，而财经商业的剧变也将从资金的自由流动开始，用月刊诠释台湾的变动已经不够，一本商业性的周刊时代来了。 6月底我就辞职，下决心创办台湾《商业周刊》。资金是我自己及共同创办人金惟纯、孔诚志、詹宏志及几位企业界的老朋友一起筹措，新台币1200万元很快就到位，但筹备工作很费时。 本来说好4位共同创办人全力下来工作，但真正开始工作时，孔诚志继续开他的公关公司，随后又去了《联合报》；而詹宏志则继续在远流出版工作，只剩下我和金惟纯两位。我们决定让詹宏志负言责，担任发行人；让孔诚志负财务风险，担任董事长；而我则担任总编辑，负责最费时费力的内容生产。 （创业陷阱：创业伙伴的选择极重要，选伙伴首重信用、可靠，不会让你所托非人；其次要注意与你的互补性，最好是他的专业为你所缺；第三，他要是真正有能力的好手，不要因为他是你熟识的人就呼朋引伴，熟识的人有时像亲人一样，让你无法理性对待。） 我下定决心，要在1987年底前创刊，因为1988年1月1日“报禁”开放，我要在开放前抢头香。 可是筹备的人才问题让我痛苦不堪，除了两三位当过月刊编辑勉强算有经验的编辑之外，我全部重新招聘，我不放心用拜师学艺的记者，一切从头开始教。 就在团队记者生疏的经验中，我在10月底勉强编出了一本试刊号，封面故事是“汇率巨掌背后”，我兴奋地找一位老伙伴给试刊号一点意见，在餐桌上这位老友一语不发，只吃饭，禁不起我再三催促：“好歹给些意见，我禁得起打击。”他看看我说：“趁有饭吃的时候，多吃一些吧！”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杂志有多粗糙。 不管怎样，《商业周刊》还是在1987年的11月底正式创刊上市，我没对外说，那是我35岁的生日前夕，这是赌上我一生，真正创业的开始。 周刊的节奏，快到我不能想象，虽然我做过多年每日截稿的报纸，但那是大集团作战，我只是每日出刊的一个小团队负责人，所以应付裕如。可是周刊人少事繁，每天都在截稿的压力之下，我忙得连如期出刊都不可得。 我没办法想任何事，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而截稿又要弄到三更半夜，我陪着所有的小朋友（记者编辑们）做完所有的事才下班，此时已经没有交通工具，只剩出租车，而他们多数是年轻女孩，我不放心，只好开车一一送他们回家，当时我的口头禅是：“桃园以北都顺路！”真的，淡水、桃园、基隆都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常常是清晨提着早点回家，吃了才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