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田耳花四百多块钱买了一副天文望远镜，架在自家三层楼的房顶，调了几晚上。找不到星星，只能看最亮的几颗，镜头外是凤凰这座南方小城清冽湿冷的夜雾。2013年秋天，田耳在《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体悬浮》，小说里也有一个喜欢在山顶夜观星空、把爱情跟星空联系起来的主人公符启明。 田耳从1999年开始写小说，曾获第十八届、第二十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又陆续出版过长篇小说《风蚀地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和《夏天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一些文学评论家开始注意到田耳，李敬泽称其小说中“有一种复杂、含混的态度”，有一种“隐蔽的个性”。 田耳今年37岁，但“青春”仍是他在采访中提到的高频词。如同他小说中那些为生活琐屑营役、敏感得不合时宜的主人公们一样，田耳所描述的青春或者说他自己拥有过的青春，深深渗入在一地鸡毛似的生活里。 读王朔，看守鸡场 就像无法想象腼腆到有些木纳的沈从文，如何站在北门码头淡定地给悬在城楼上的人头数数那样，南方边陲小城凤凰正是以这种近乎蛮荒崇拜的滋养，使田耳完成了边城少年的“野蛮生长”。跟贾樟柯《小武》里所呈现出的县城景象一样，南方小城的天多是灰扑扑的，偏远闭塞，生活乏善可呈。放学后，田耳总喜欢绕到城郊寻找各式奇形怪状的石头，找到就去问自然老师是不是化石，“他老说不是，我就问他到底懂不懂。小学时很讨班主任喜欢，后面就爱惹事，一直跟班主任处不好关系。” 池塘柳树，桑榆雏鸭，少年如飞蓬般成长。在田耳的小学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纷纷留言祝他做生意发大财，一个同学甚至写下了“你不要把心思放在赚钱上，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学习”这样语重心长的话。他们断然想不到，这个一心贩卖邮票赚同学零用钱的家伙，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 1996年，复读一年的田耳，高考英语考了35分，只能读最末一批招生的湘西电大，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实如帛，青春草莽，荷尔蒙总趁着黑夜吹响号角，恣肆无疆。课时松散，他也懒得上，窝在校外租住的农民房，没日没夜地看小说。翻到王朔的《动物凶猛》，吓了一跳，相对于小说中马小军的勇敢和张扬，想起高中暗恋的姑娘，田耳觉得“自己的青春简直白活了”。像遭受了一场洗礼，那年整个夏天，田耳都沉浸在王朔小说的情绪中，每天看一遍，陷入一种忧郁却暗带兴奋的心境里，“相当美好”，“想写点什么”。 1999年电大毕业后，田耳帮亲戚看守一个养鸡场，这是他干过的最喜欢的一份工作。他每天给鸡喂食，清理鸡舍。因为过分清闲，田耳开始写小说。 留在凤凰，享受观察乐趣 田耳的小说，底层气息浓郁：派出所里没有编制的协警、理发店的老板娘，个个都像是拎着小卖铺打来的酒壶、随时准备盘腿在树墩下开个牌局似的。田耳的写作跟生活没有嫌隙。继看守鸡场的工作后，他又卖过四年空调。旺季忙着走货，淡季上门收账。账不好收，也没别的辙，就去对方店里静坐，脑子里构思自己的小说。一坐就是整天，靠这笨办法多少收回一些欠款，小说也接二连三地写了出来。 田耳的写作是田野调查式的，毫无虚晃招式，是生活现场的第一证人。《天体悬浮》写派出所与地方三教九流共舞的小江湖，只不过这个江湖，相较于田耳在派出所待过的还是温和许多，“在基层派出所可以看见地狱景象。粉哥粉妹、快到天命之年还去隆胸的妓女、三块钱盒饭都舍不得吃也要博一把的赌棍……在我们之外，总有些人这么活着。” 常年生活在凤凰，田耳没有想过“逃离”。相反，去上海作家研究生班就读的经历让他觉得有些水土不服：“江浙那边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太有秩序了。”“我也长期考虑过要不要离开，但后来觉得这不是问题的根本，重要的是一个人需要什么。”田耳说。 如今，凤凰是广告中那个“为了你这个城已等了千年”的天下凤凰，虹桥桥头的那家粉馆也打出了网友推荐的招牌，田耳仍旧住在沱江一侧坡头上自家修的房子里，在乎的还是那些东西：买书，看书，写作，反复听高中时就热爱的达明一派的歌，观察生活琐屑的迷人之处。“我喜欢观察，这让我在哪里都不会枯燥”。
表达灵魂渴欲，哪怕肉身相距遥远 爱写警察，因为爱看推理小说 时代周报：从构思到写作完成，《天体悬浮》用了多少时间？ 田耳：2005年，我到一个派出所待了两个月，和辅警接触较多，那时候就想写个有关辅警的东西，最初想写成中篇，名字叫《左道封闭》。辅警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转个正式编制，但对于底层，“名正言顺”往往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心力才能达到的事情。在一个单位上班，你的职位最低，甚至像二奶一样无名无分，才能感受到这种给自己“正名”的渴望。但这个想法纠缠了我，如果丁一腾（《天体悬浮》主人公之一）和符启明就为一个编制闹得风生水起，格局太小，人的命运感也难以在如此狭侷的空间内展开。某天突然想到，这两个人都可以将编制扔开，都可以离开派出所，展开一段新的人生……这一刹，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个长篇，但一直写不出来。 我一直写不好长篇，死在电脑里的长篇开头有十几个，找不出原因。后来偶然帮朋友干了几个月编剧的活，回家以后思路突然打开了，知道自己写不了长篇的症结所在：我把长篇混同于中短篇，要想好开头结尾才下笔，所以整个写作过程是封闭的，气息羸弱；长篇写作的过程，应该是开放的。于是我在开篇着力建立好两个人物的形象，然后顺着他们的品性习气慢慢地往下走，我将自己等同于他们，他们的明天就是我的明天……犹如编剧，今天编好这集，不管下一集的事。怎么走，全凭经验把握。如果进入状态，会有一种命运感牵引走向。这时我再将原先未写好的《左道封闭》写成长篇，很顺，从2011年9月写到2012年6月，初稿43万字，发表在《收获》上删至20万字。现在正在修改出版稿，估计得有30万字。 对于这个长篇，我现在也不去想满意或不满意，它自有命运，别人说会更准确。写完《天体悬浮》我最大的感悟是：我能写长篇小说。 时代周报：《天体悬浮》中的符启明和丁一腾这两个主人公，有些像一个人的两面。 田耳：没错，我经常感到符启明和丁一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都和我本人关系甚微。生活中我羡慕稳重、低调、平静、善良的人，我也想得来这样的沉稳，其实我善于给自己添乱，没事找事，经常让一些朋友感到头疼。丁一腾是我的一种理想状态，符启明身上有我想扔扔不掉的躁动。但写到后头，符启明失控了，他脱离了我，成为小说中的那个人。丁一腾这人，读者不难理解；而符启明，他心存理想，又熟谙各种现实法则，这样一个人在当下社会，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轨迹，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一位网友将符启明总结得非常到位：在不断自嘲与戏谑的文字下，透露出一个人最内在的灵魂渴欲，不管这肉身距离灵魂多远。 时代周报：《夏天糖》、《风蚀地带》、《一个人张灯结彩》，还有《天体悬浮》，都和警察有关，这跟你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田耳：没关系。我和警察的交道无非是去体验了一阵生活，时间也不长。我爱写警察，因为我是个推理控，喜欢读推理小说。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从一本叫《知识》的杂志里看到一个短篇小说，叫《投影》。那是我看的第一个推理小说，作者松本清张，是说一帮人怎样设计、改变路上原有的灯光，诱惑一个醉鬼开摩托扎进海里。当时读到这样的故事，很震撼，试图给朋友们说，朋友们也耐心地听，但太复杂，讲得别人一头雾水。 写短篇更有快感 时代周报：刊登在《花城》杂志的短篇小说《割礼》是今年你的另一个作品，背景是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能否谈谈这个小说的创作？相较于长篇写作，你是否更青睐短篇？ 田耳：这个小说是听来的一个故事。某工作队下乡强化计生工作，因信息不通，差点把一对夫妻同时扎了，幸好有人及时发觉。讲故事的是某县文化馆的创作员，钟情于写作，觉得这故事可以写，但他写不出来，就问我愿不愿意写。我对这故事有兴趣，对他作为一个老文青的经历也感兴趣，他写了大半辈子，老婆是他唯一的粉丝。我把两者融合起来，写出了《割礼》。写好拿给他看，他点了头我再拿出去发表。 短篇创作当然给人更多快感，时间周期短，在有限的篇幅内更易于发力。但长期写作，我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吸引我，有的确实只能用长篇表现。对我来说，篇幅是次要的问题，我只想写出好小说。 时代周报：在你的早期写作时，似乎有过一段较长的静默期。 田耳：当时也不知道是静默期。能不能成为作家、自己写得到底怎么样，说不清的，只能摸石头过河。一开始那几年，没人知道我在写，可能是我最舒服的日子，有一种说不出的安静，虽然不赚钱，但也不花钱，平时就宅在家里，有朋友打电话就去喝喝夜酒。当时我的同学都在恋爱，听听他们的故事，出出馊主意，日子很好过。现在想想，可能是年龄的问题，二十多岁，有钱没钱，都是一辈子最好的时光。 我的写作没有规律，一点规律也没有，任何时候可以开始，可能有感觉了一写半个月，接下来一停也是半个月。 没有母亲，不可能成为作家 时代周报：听说家人对你的写作很支持，尤其是你的母亲。 田耳：没有母亲，我可能不会成为作家—不是指她生我这事。我母亲是我遇见过的心理素质最好的一个人，她以前在县烟草公司，工作就是背着一个大包到全国各烟厂讨要卖原烟的款项，一去几个月。她的耐心使她成为单位里的追款能手。我电大毕业后，她不要我接她的班，说是怕我学坏。写作的事也是母亲力排众议，因为在小县城，一个人要坐在家里写小说直到变成作家，简直是异想天开，但母亲认为我干的不是坏事。她也相信（也就她相信），我能当上作家。亲戚们都劝我找事干，走上街也不乏熟人热嘲冷讽，如果年过三十发表小说还不顺遂，那我基本就是小城里的一个笑柄了。所以，母亲的支持对我相当重要。其实母亲的支持也不足以使我成为作家，我还得感谢意外地获了一次鲁迅文学奖，获奖让无聊的人闭嘴，让自己一直写到今天。 时代周报：听说你有一个多年的习惯，每年正月初三都会去沈从文先生墓前烧纸？沈从文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田耳：2000年春节我给沈老烧纸，因为那是年初三，朋友们都去给祖宗烧纸，我家在凤凰县城没有祖坟，闲着无聊，想着去给沈从文烧。结果次日也就是年初四，邮递员送来一份邮件，我半年前投出去的一篇短篇在《花溪》发表了。初次发表给人的鼓舞，现在发到哪里都不能比。我知道和沈老没关系，但宁愿当是托他的福。从此每年初三都去，坚持十来年了。要说创作，沈老对我影响不大。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大都是受王朔、余华那拨以及外国作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