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太平天国之攻占南京，是癸好三年二月十五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1853年3月20日）的事，而南京被改名为天京，成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则在此9天后。定都后仅两天，从广西一直追击到南京的清钦差大臣向荣部就赶到城下，并在城东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此后直到1860年，天京城大部分时间处于清军包围中（1853年3月31日至1856年6月20日，1857年7月16日至1860年5月6日），但清军始终未能破城。 壬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清咸丰十二年四月廿日，1862年5月18日）湘军副帅、清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自安徽西梁山渡江南进，迅速攻陷当涂、芜湖；四月十三日进取江宁板桥、秣陵关、三衩河；四月十七日，湘军水师将领、侍郎彭玉麟攻占天京城西江边头关、江心洲、蒲包洲，战船驻泊天京城外秦淮河口，封锁了护城河的入江处，曾国荃部直逼天京城内门外的雨花台要垒下扎营。天京城再次被清军开始包围。 曾国荃部的这次进军，最初并不被清方自己看好，持重的曾国藩一开始甚至多次命令曾国荃暂时撤军。在多数清军将帅看来，天京城防坚固，洪秀全老于戎机，而当时苏南、浙北又完全是太平天国的天下，有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号称百万之众的太平军，曾国荃孤军深入，不要说破城，能全身而退，已属不易。 然而正是这支看似孤注的湘军，不仅在天京城外站稳了脚跟，还终于在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最终攻陷了天京。 号称“不破之城”的天京，又是怎样被攻破的？ “孤注”并不孤 作为胜利者的湘军，在太平之役后曾展开轰轰烈烈的树碑立传运动，为突出曾国荃的事迹，对其孤军深入的艰难状况，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这支初到天京城下的孤军，看上去的确很“孤”：曾国荃部本来节制40个营、万之众的陆军，但由于次第分兵，真正抵达天京城下的，只有15个营7500人，以区区7500人，内抗号称数万的天京守军，外敌号称百万之众的江浙太平军，自然显得单薄。 但实际上，这支孤军一点也不孤。 这年2月，曾国藩就开始部署对天京城的战略大包围，自北而南，共部署了八路大军，江北李续宜部经略颍州（阜阳），多隆阿部进军庐州，控扼江北，江南鲍超部自江西入皖南，左宗棠部自衢州入浙南，李鸿章部淮军乘轮船至上海后，汇合当地清军和由洋人训练、统带的洋枪队（后来的常胜军）反攻苏南，张运兰部游击皖南婺源一带，作为战略总预备队。这仅仅是曾国藩直接节制、部署的兵力，各省督抚提镇统帅的清军尚不在内，而这些清军中同样有战斗力不弱的部队。这几路清军在战略上对天京构成远程大包围，并牵制了江浙皖各地太平军。 即便就战术角度，曾国荃的形势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 事实上进抵天京城下的，是曾国藩八路进军中的三路，曾国荃部前锋15个营仅是其中一路，除此之外还有曾贞干部5000人，彭玉麟部水师8营4000人，总兵力达到16500人。天京城中守军虽号称数万，但多系非战斗人员，能战者不过一万上下，和湘军兵力实际相当，而湘军挟水师之利，控扼江河水道，运粮船可直抵营外，兵员、粮秣、军需补给都甚便宜，实际上已占据了反客为主的有利形势。 雨花台之役 壬戌十二年四月底，洪秀全连续三道诏书，强令正在上海郊外节节获胜的李秀成回援。五、六月间，李秀成两次在苏州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天京解围。九月初二日（咸丰十二年闰八月廿日，1862年10月13日），太平军进逼曾国荃部营垒，至11月25日，围攻湘军44天，未能解围成功。 此役太平军集中了14个王（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纳王郜永宽、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孝王胡鼎文、来王陆顺德、首王范汝增、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堵王黄文金、相王陈潘武、补王莫仕暌、航王唐正财），兵力按曾国藩上奏朝廷的夸大数据，达60万，但曾氏兄弟私下文牍中称“十余万”，当是太平军号称的数据。太平军素有“二千五作一万”的四倍统计惯例，如按这种惯例计算，则实际投入解围战的太平军最多不过60000人，且李世贤、陈坤书、黄文金部都在外围进行牵制作战，直接投入雨花台之役的兵力更少。当然，考虑到这次战役的重要性，“虚数”或许不会像惯例那么多。此外，这些太平军分属多个系统，李秀成只能在大方向上进行指挥，无法得心应手地调动每一支参战部队。 不仅如此，太平军后勤系统各自为营，江浙皖各地太平军往往要从原驻地远程补给，看似内线作战，却享受不到内线作战的便利。 太平军的装备，从纸面上看是较好的，曾国荃曾致信曾国藩，称太平军将江浙所得洋枪“尽萃于此”，比安庆之役的太平军多出“十百倍”，还有“西洋开花大炮”等装备。但这些武器来源庞杂，大量走私来的洋枪洋炮是赝品或劣质品，西洋军官曾说“对自己人的威胁比对敌人还大”，且太平军军需保障能力差，所配置的火药硝石含量大而硫磺含量小，严重影响了枪炮的射程、威力和准确度。 湘军方面，由于占据形胜，补充便宜，开战前就已增至两万多人，开战后又相继增调扬州都兴阿部5营2500人、芜湖王可升部湘军8营4000人，和曾国藩直接从安庆派来的400人，总兵力增至三万以上，且全部兵力自长江边至三汊河口再至雨花台一字列开，控扼了关键的补给线，强大的水师牢牢占据长江、秦淮河优势，令太平军无法合围或切断湘军补给线。 湘军的武器装备是比较差的，火器多为老式，洋枪较少，火炮也多为旧式国产铜铁炮和前膛、发射实心弹的“洋庄”（用西式反射炉冶铁铸造的前膛洋炮），缺乏发射开花弹的西式野战炮，和具有城垣摧毁能力的西洋大口径加农炮。但湘军装备实现了制式化，且建立了完善的后勤体系—粮台系统，同样的枪炮，湘军的标准化火药发射枪弹、炮弹，打得远、射得准，侵彻力强，太平军虽然“洋枪洋炮，骤若飞蝗”，实际杀伤力却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可怕。 在长达44天的战役中，太平军采用集中兵力攻击东路的战法，曾多次攻破湘军第一道营垒，在战术上采取了堑壕跃进、地道攻击、弹幕转移掩护和低姿匍匐前进等当时较新鲜的战法，取得了一定成效。 湘军则牢牢掌握住地利、后勤和水军三大优势，并构筑了前后多重配置的攻势，采用以守为主、伺机反击的稳健战法，逐次消耗太平军的战斗力和锐气。 此役湘军战死战伤达三五千人，加上瘟疫流行，最艰难时“病者万余人”，但由于补给线畅通，军饷及时到位，生力军源源不绝，战斗力恢复很快。太平军作为攻击一方，伤亡当远大于湘军，但就战役本身而言并未战败，之所以不能持久，主要是因为指挥系统紊乱，军队构成庞杂，战役进行过程中，部分参战军队的后方已被其它各路清军包围或占领，其余各路则苦于后勤压力，也难以支持长时间的远征。 抢占雨花台 雨花台会战后，太平天国方面出现了严重战略分歧。分歧的双方，是天王洪秀全和主帅李秀成。 其实对于敌情的严重性和自身的不足，双方分析并无不合。洪秀全和李秀成都承认，太平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无法确保大兵团在天京城外长期会战，而湘军气候已成，也非速战可以击溃。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双方意见反差很大。 洪秀全主张“进北攻南”，即让李秀成全军渡江北上，在两淮之间招兵、收集粮草，并汇合当时在汉中和豫皖边界一带活动的太平军陈得才、马融和等部，一同南下解围；李秀成则主张“回顾根本”，即让苏南、浙北的太平军返回原驻地，先击败进犯的李鸿章、左宗棠等各路清军，再回师天京城下，而天京方面则继续依托城垣和城外据点固守。 两种战略各有利弊。“进北攻南”迫近清廷腹内，朝廷必然会强令曾国藩兼顾北方，可有效分散天京城下兵力，且陈、马两部兵力雄厚，战斗力不俗，一旦会合将实力大增，但这一战略最大的弊端，是忽略了当时两淮因捻乱和饥荒，早已赤地千里，且当地地方官、团练富于坚壁清野经验，太平军大兵团作战同样会遭逢粮食危机；“回顾根本”可以避免江浙基地过早被侵蚀，有助于太平天国维系较持久的生命力，但分兵容易，再聚就很难，雨花台会战前，天王严诏、李秀成百般努力，凑齐各路人马也耗费了四个月时间，此时江浙敌情已重，自然只会更难。 两相权衡，“进北攻南”的风险显然更大，而洪、李争执的结果，恰是太平军选择了这个风险更大的选项。 “进北攻南”自1862年12月初开始，至次年9月底结束，太平军不仅一无所获，反倒在饥寒交迫的外线作战中损失数万精锐，自此丧失了对天京城外湘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的能力。更严重的是，不论洪秀全还是李秀成，都高估了天京城守军的防御能力。 癸开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清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1863年6月13日），曾国荃部悍将萧孚泗、李臣典等以轻兵奇袭雨花台要塞，守卫要塞的是洪秀全族侄对王洪春元。洪春元在洪氏亲族中尚属能战者，曾立有战功，但他刚从江北被调回，麻痹疏忽，结果雨花台被轻易攻破，湘军在此役中只死了一个人。湘军乘胜扩张，连续攻克雨花台以北多座营垒，一直进逼到南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和天京城只隔一道长干桥。 雨花台的陷落让洪秀全和城内太平军惊慌失措，他们强令尚在江北的李秀成部回援，结果李秀成部被暴涨的江水所困，损失惨重。湘军水师杨岳斌部却趁机在五月十八日攻陷了天京城北、大江之上最重要的屏障九洑洲，此前下关、燕子矶等业已先后陷落，自此太平军长江防线只剩下中关拦江矶的区区几华里，天京城几乎完全合围。 此时天京城外，太平军尚控制东南秣陵关至荣华镇，西南江东桥、博望镇等地盘和据点，但由于水路断绝，补给不便，城内军需日渐枯竭。湘军在水路得手后开始扫荡城南陆路太平军据点。九月，湘军援军朱洪章等部抵达，又相继攻占博望镇、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秣陵关、中和桥，十月初四日（清同治二年十月初六日，1863年11月16日），淳化、解溪、隆都、湖熟、三岔镇也被湘军占领，九天后湘军进驻孝陵卫，自此除太平门外天保城、地保城尚在太平军手中，城北神策、金川两门因中关和玄武湖的掩护未能被清军完全封锁外，湘军已直逼天京11座城门之下。
天京城的孤注 此时天京城真的成为一座孤城。 在“常胜军”的帮助下，装备有洋枪洋炮的李鸿章部淮军开始扫荡苏南，左宗棠部湘军则在浙江处处得手，苏州、无锡、丹阳、杭州、常州、嘉兴等名城在1863年底至1864年初相继陷落。天京城外百里范围内，除紫金山第三峰上的天保城、太平门外龙膊子的地保城外，已无太平军一座要塞。 江浙基地相继陷落后，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部在江南尚有几十万之众，但只剩湖州、广德两座据点，无力养活如此数量的军队和眷属，更无法驱使这些饥寒交迫、士气低落的将士去早已沦为敌境的天京城外解围。在李秀成只身进入天京城指挥城防后，李世贤率领江南太平军主力进军江西就粮，只留黄文金等部在湖州、广德固守，无力呼应天京。江北，太平军陈得才、马融和等部加上依附的捻军，也号称二十万众，自汉中南下回救天京，却被几路清军阻击在鄂豫皖交界处无法前进。事实上，依照当时的战场形势，即便这些太平军都抵达，会战的结果也很难好过雨花台之战。 太平军守城兵力号称万余人，但能战者不过三四千，十一月初八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863年12月20日）李秀成返回天京后，成为城中主帅。 此时曾国荃部湘军已增至50000人，后勤更加畅通，装备也大为改善，且因直逼城垣之下，已具备直接攻城能力。 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湘军第一次攻击天京城垣，以穴地攻城爆破法，轰塌城北神策门附近城墙十余丈，湘军选锋奋勇登城，被太平军击退，死伤惨重。 甲子十四年正月十七日（清同治三年正月廿一日，1864年2月28日），李秀成率敢死队突出朝阳门，试图偷袭孝陵卫湘军大营，结果失利，湘军朱洪章、武明良部趁势攻陷天保城。廿日，湘军进屯神策、金川两门外，至此天京城13座城门全部被困，天京城完全合围。 湘军屡攻天京不下，改用封锁之际，重点封锁水路：上下民船三日方许编队通行一次，且都由湘军水师炮船护送；绿营系统的红单船系走私粮食给天京城内的重要途径，湘军采用各种手段，将红单船排斥出天京江面；至于另一个走私重要渠道—外国商船和兵舰，湘军无力阻止，就采用高价收购的办法，预先在上、下游将洋船上粮食购买一空。这些方法行之有效，本就粮食紧张的天京城内陷入困境，洪秀全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突围建议，下令全城吃“甜露”即野草充饥，自己也身体力行，终因吃野草、蜈蚣中毒病危，于四月廿日（清同治三年四月廿八日，1864年6月2日）病逝。 廿四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改组城防指挥系统，设立六主帅负责全城防御（大主帅李秀成，副主帅纪王黄金爱，东方主帅顾王吴如孝，西方主帅戴王黄呈忠，南方主帅刘逢亮，北方主帅养王吉庆元）。 五月廿一日，天京城外最后一座要塞—地保城被湘军攻陷，自此除中关外，天京城外已无太平军据点，湘军日夜在东、北两面开挖地道，力图多点开花，炸毁城垣。其中金川门一带刘连捷部挖了三条，神策门以北张诗日部挖了两条，神策门正对面朱南桂部挖了六条之多。 太平军守城诸将多为久经沙场的宿将，经验十分丰富，他们采用瓮听、修筑月城、对挖地道等方法，大部分地道都被这些方法破坏。五月十七日，神策门一条地道引爆，未伤城垣；六月初四日，神策门附近另一条地道将城垣轰开一道豁口，但冲入豁口的清军敢死队被守军抛洒火药，全部烧死。湘军连日猛攻不能得手，兵士死伤枕籍。 然而地保城的陷落让局势更加恶化。由于地保城地势高于对面南京城垣，清军在地保城上架炮昼夜轰击城内，迫使守军无法在城墙上立足，也因此难以对付逼近城根挖掘地道的清军。 六月初五日夜，自知事态危急的李秀成抽调敢死队数百人，从太平、朝阳两门杀出，试图破坏湘军地道，结果功亏一篑。六月初六日，太平门外龙脖子地道中炸药被引爆，湘军一拥而入，太平军虽奋勇迎战，但已是强弩之末。战至傍晚，各城门都被湘军占领，城外中关也陷落，李秀成率领数千人拥护幼天王，仍从湘军轰塌的龙脖子城墙豁口化装突围，李秀成突围后因让好马给幼天王而掉队，在方山被俘后遭曾国藩处死，幼天王逃至广德，后随洪仁玕、黄文金部入赣，在江西石城败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