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是中国最大的成人用品经销商之一，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多个地区拥有100余家连锁商店。15年的从业经验；享有超过十大品牌、5000款性用品的独家经销权；中国保健协会惟一重点支持的成人用品连锁机构。这些，是握在他手里的三张“王牌”。
栗卫国现在最大理想便是让自己的“欢喜堂”能成为世界一流性玩具连锁机构，让更多的人成为他的顾客。 “你们找对人了。”这是他在办公室接过记者的名片时说的第一句话。 身为中国性玩具用品市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他相信自己有这种扩张的掌控能力。 目前，他的欢喜堂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成人用品经销商之一，在北京、上海、香港、广东、天津等多个地区拥有100余家连锁商店。接下来，他要用3至5年在各地成立分公司，以直营连锁和特许加盟连锁等形式，建立1000家以上连锁商店，然后以香港为跳板，进入国际市场。 “未来的3至5年，肯定是中国性用品市场发展的最好时期。” 15年的从业经验；享有超过十大品牌，5000款性用品的独家经销权；中国保健协会惟一重点支持的成人用品连锁机构。这是握在他手里的三张“王牌”。 采访地点定在北京地坛旁边的一个街道服务中心，这是他的一个社区店，面积并不大。有意思的是，门上挂的不是公司牌子，而是街道办“计划生育服务办公室”，主要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检查，只要一有领导来街道办检查工作，公司只有把大门紧闭。 这是产品仓库，也是形象店之一，好几百种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性用具，让这个狭小的屋子充满了生趣。 栗卫国向记者粗略地计算起来：综合北京60多家社区店，再加上全国各地100多家加盟店的业务交易流量，全年下来总共有3000多万元，纯利润为500多万元。
当然，这远远无法与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店时的“盛况”相提并论。 1993年，他开办的中国第一批性用具商店，曾创造过每年1000万元的业绩，这还只是一个单店的营业额。 入行 栗卫国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北京同仁堂药店任职，最高职位是同仁堂药店的区域经理，收入优厚。 1993年，他便从同仁堂药店辞职，跟随几名大学同学一道，办起了中国首家性用品商店，店名叫“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地点设在北京赵登禹路143号，商店面积不大，只有30多平米，品种也不多，加起来也才只有20多种。 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的进货渠道，他们只能先从药品店买回各种性产品，再集中摆出来卖，这其中有三宝双喜、理疗环，也有夫妻按摩器、快乐器等简单的性用品。 《北京青年报》 记者看到后，试验性地在报纸上发了一条豆腐块新闻。 这条小新闻竟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世界各大驻中国的通讯社都跑来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不少北京市民看到新闻后，蜂拥而来，可没几个敢真正进店购买。 有趣的是，在“亚当夏娃”的马路对面，却总有不少人在那里晃来晃去，装作随意路过，稍微有点勇气的，进来不说是给自己买，大多说给朋友买，买完后，连零钱都来不及接，便匆匆离去。 尽管，人们对性产品还持有种种矛盾心态，可并未影响生意，第一年，就开始盈利。 自开业起，“亚当夏娃保健中心”每天都有2000至3000元，最少也有1000多的营业额。客流量的迅速膨胀，让只有30平米的店面，很快不堪重负，几个月后，他们又不得不把商店搬迁白塔寺旁边一间约有80多平米的店里。 高额的利润回报率，让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加入这个行业，“亚当夏娃”每天除了接待来访的记者外，还要接待络绎不绝前来洽谈合作的各省商贩。当时，他们并不太懂特许经营、连锁经营，大多合作只停留在产品批发层面。 自立门户 看到性产品的高额利润以及全国的市场空白，栗卫国向其他几名合伙人提出了让“亚当夏娃”在北京以及外省进行扩张的商业计划，可他的计划并未获得其他几名合伙人认可。 由此，他们在经营理念上产生了分歧，再加上其它的矛盾冲突，致使大家最终散伙。现在，“亚当夏娃保健中心”的那几名创业者，差不多都在一些大型上市公司、外企里担任要职。 从“亚当夏娃”出来后，他又在北京的前门开了一家名为“伊甸园”的性用品店，启动资金的13万元，还是从一家新加坡厂商那里借来的，13万刚拿到手，便全部交给了房东，当时，“伊甸园”前门旗舰店的年房租达27万之巨。 幸好，前门店的生意很好，开业那天，来参观的车辆、行人把前门大街堵得水泄不通。开业的第二个月，“伊甸园”就卖了20多万，第三个月便把欠下的13万元还清了，而全年销售额超过了1000万元。 为了促销，栗卫国特别注重广告宣传，除了与 《北京晚报》 这样的大众媒体刊登广告外，还与专业媒体进行合作，宣传性知识、性观念。 《北京生命生育生活》 杂志创办后，他为其提供了一年的赞助经费，按月拨款，杂志的回报则是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宣传专栏，每次请一名性学专家讲性知识。此外，他的“伊甸园”还曾在北京电视台的电视商场做了两期节目，效果良好。 不仅利用媒体促销，栗卫国还较早采用了连锁店，跟药店合作设立专柜等多种经营方式。这让“伊甸园”没过几年便在全国有了40多家连锁店，并在北京西单、王府井、海淀等多家药店设立了性用品专柜，专柜数量最高时达200多个，生意非常不错，一个店每月能卖到40万元。 为此，他专门从河南渑池、三门峡，陕西汉中等民办高校招了40多名大学生，先培训，然后安排到各大药店性产品专柜里做销售。 行业“洗牌” 1990年代初，深圳其实已有很多厂商专门生产各种性器具了，但因政策限制，只能接受国外订单。 消费者需求不断升级，可“伊甸园”里的性产品却一直停留在避孕套、理疗环、按摩器、神油等几种类型。 郑孝国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他在奉化创办了一家专门生产泌尿外科手术器械的厂，当听说北京有专门经营性用品的商店，专程跑来参观，参观完了后，他对栗卫国说：“我想为你们加工一些性器具”，这与栗卫国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正为这个发愁呢。 这样一来，“伊甸园”又成为了我国首家销售性器具的商店，平均每天能售出五十多件性器具。 当时，因为怕被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作为“淫具”论处，所以，他们给这些器具的命名还很隐晦，把专供男性使用的器具取名为“取精器”，专供女性使用的叫“按摩器”，形状也不敢用仿真的，产品工艺粗糙，形状、材料都比较差。 曾有位老先生买完产品后，第二天便退了回来，原因是“声音太大”，让隔壁邻居误认为是他家的冰箱坏了。 “厂家不管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性器具，都必须得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批文，其他的我不敢摆在我的商店里卖。”这是栗卫国经营性产品所要坚持的底线，也是他能在这个行业安身立命的“保护伞”。 这让“伊甸园”的生意一直稳步增长，并在1996年有了一次“质的飞跃”，那几年，也是中国性产品的“黄金期”和“分水岭”。 所谓“分水岭”，主要是当时内地的性用品商店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鱼龙混杂让这个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
1996年，不断有关于性用品黑幕的报道出现在各大报端，很长一段时间，对性用品市场的调查，成为各大媒体集中报道的热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孟云龙看到这个情况后，拟发了一份文件，准备宣布取缔性用品。情势危急！
了解到这种情况，栗卫国立刻邀请了相关方面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全国80家性用品商，召开了一个“性用品现状与前景”的研讨会，一边“学习”文件，一边商量对策。还专程邀请了北京电视台 《北京特快》 节目来到现场采访，希望藉此缓解舆论危机。 努力获得了回报。不久，在北京政协常委的会议室里，北京市的公安、工商、海关、计生等相关政府部门都到场了，连续开了三次会议，会议最终达成了共识：“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须行业自律”。 随后，栗卫国联合全国八十家左右性产品生产、销售商，在中国科学学会的下面，成立一个“性保健专业委员会”，栗卫国任秘书长。 “连锁”构想 做全国最大的性用品连锁店，一直都是栗卫国的理想。 在1996年，他已经开始尝试在全国建立“连锁店”网络了。栗卫国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兰州、西安、太原、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设立了30多家连锁合作机构。但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连锁店，各个“连锁机构”还只处在供货、信息共享等松散的合作阶段。 虽通过危机公关，保住了这个行业。但也很显然，1996年那次“洗牌”，以栗卫国为代表的性用品商，告别了以前那种高利润、高回报的时代，性用品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低潮期，利润逐年降低，铺设区域逐步萎缩。 栗卫国说：“原来我们开的店，差不多都是50—100平米之间，现在绝大多数只能是10平米以内了。” 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代末互联网兴起，国内的性用品才找到了新的发展的契机。对于性产品的消费特性而言，网络也许是最适合性产品销售的方式之一，电子商务极大地扩大了性用品的市场容量。 短短几年之间，大大小小的性用品销售网站相继建立，如国内的“七彩谷”、“桔色”等性用品网站，差不多都在2000年左右开始建立、运营。这种大型的性用品网站具有股东结构合理、投资力度大、从业者素质高、服务体系完善等各种优点。 “‘七彩谷’从某种角度来讲，绝不次于‘当当网’的商业利润。”栗卫国认为。 大型网站的兴起，为栗卫国带来了商机。他没有急着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站，因手中掌握了国内十几个品牌、几千种性用品的独家经销权，这些网络销售商必须得从他手中买货，这些，让栗卫国很有资格扮演众多网站的“供货商”的角色。他甚至打算“逐步退出性产品零售业的消费终端”，做一个“全国最大的连锁销售平台”。 现在，网站经营也进入到一个发展的瓶颈，一是观念层面，二是糟糕的物流体系，如果要从网站、零售店直接发货到顾客手里，耗时太长。目前，国内只能通过EMS、快递公司等方式，而EMS配送体系非常落后，一是送货时间长，二是回款周期慢，网站供货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EMS升级的话，将带领这个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栗卫国开始筹建自己的网站，在各个城市成立公司、建连锁店、搭建一个顺畅的物流配送体系，希望在解决其物流配送阻滞的问题的同时，还能为其他性产品零售商提供服务。“这样，我们既能解决送货效率的问题，又能解决回款时间的问题。” 为了学习经验，栗卫国还专门跑到麦当劳、肯德基、上岛咖啡等世界著名的连锁机构去“取经”。他认为，性产品相对其它传统意义上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到目前为止，它的利润还是很高的。只是文化观念与政策壁垒，阻碍了很多有实力、有能力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尤其国内那些以做“外单”为主的性产品生产商，“它们中，大的能达每年几十亿的产值。” “中国人最偏爱仿真器具” mangazine·名牌：性产品经营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很多人把它当成暴利行业，是这样吗？ 栗卫国：我始终遵循合法经营这一条，这也是这个行业生存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利润还算高的行业，但不是暴利行业，大家之所以认为它灰色，我想与从业者的素质有关，再加上政府没有具体的部门管，可能就形成目前这种现状了。 mangazine·名牌：你掌控的那些普通社区店，利润如何？ 栗卫国：在我们现在的普通店里，一个月一万多销售额，一个店一天顾客流量为10多个人，购买率在50%以上，平均下来每天3-5个人买东西，销售额为300多元，减掉一个月4000块钱的房租，一个月还能留下3000-5000元的纯利润。 mangazine·名牌：不同城市是不是会面临不同境遇？ 栗卫国：对。这主要是与当地的经济环境与文化观念有关。从行政上，不同地区针对性用品的资质审核有不同的管理办法，北京的管理显得很古板、官僚，去工商局注册，若拿“性保健品”或“成人用品”去注册的话，肯定没戏，因为经营范围里这些字眼没有。上海给注册，但附加有当地的管理条例，这比较符合市场规律。广州基本上不管，只要你有关系，什么字都能打上。 mangazine·名牌：单以北京为例，你总结出了什么样的消费规律？ 栗卫国：越是繁华的商业区，性产品卖得越好。虽然，繁华区域的进店人数与进店率相对较低，但购买率以及购买额相对要强。目前，我们在北京的分店已突破60家，卖得比较好的是亚运村、甘家口附近、雅宝路、秀水街、石景山、方庄等地段，这些地段都是小店，在10平米左右，每个店只有300-500个品种，开这种社区店，专门是为商业区服务的，适合开小店，没有开大店的必要。 mangazine·名牌：你有没有做过一个城市销量榜单？ 栗卫国：没有专门为此做一个排行榜。相对而言，大中型、思想开放的城市，销售量自然不同，譬如深圳、大连就卖得很好。地面店较乱，难以具体统计，但根据网上销售排行榜，前四名应该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其它地区基本上谈不上。单从消费习惯来划分的话，网络销售主要的消费群是以中、青年为主，而地面店则是以中老年为主。 mangazine·名牌：目前在你们销售的性产品里，哪些最受欢迎？ 栗卫国：从大的类别来看，分三类，销售量最大的是口服产品，虽然在我们店里不是第一，但在整个行业肯定是第一，一般的性用品商店都是卖口服产品为主。第二是安全套，安全套虽然到处能买到，但专业店里的品质、种类、价格都不一样，有专用的持久套，里面是加了延时剂，能延长半个小时到一个时间左右，也有不同形状的安全套，有荧光安全套，彩色安全套，还加了不同香味。第三才是性器具。在大型的商店里，性器具占第一位，我们每天光单品性器具能卖几千个，性器具现在应该是发展最快的。 mangazine·名牌：消费者满意度最高的又是哪些产品？ 栗卫国：从产品的满意度来看，恐怕也只是这三类产品的满意度最好。口服产品是2000年以后才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但到现在，我们还没发现纯中药类口服产品能迅速达到一种理想的效果。即便有的口服产品立竿见影，我们也只能怀疑它里面加了西药成分，但这并不能说中药不行，只能说它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而已。 mangazine·名牌：你们公司最昂贵的性器具是什么？特点是什么？ 栗卫国：真人玩偶。在我的上海店里有，进价在一万元左右，还有做爱秋千，价值3000- 4000元。明星导模，比较个性化，即厂商先从性感明星那里购买肖像和版权，然后用石膏导模，用各种上好材料制作出来。你只要闭上眼睛，那种感觉与真人是一样的，无论是体重、感觉、还是温度，仿真部位功能很多，能发声、转动、抽动，拥有十种以上不同的震动频率。再高档一点的，还可以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性生活习惯，调整声音、温度、频率等，如高潮时需要20分钟，你便可以调到20分钟，明星导模产品，日本的最贵，进口不太方便。 mangazine·名牌：中国人最偏好什么样的器具？ 栗卫国：仿真器具。中国人和外国人不一样，外国大多以调情为主，中国大多将其作为替代品，为了解决性欲的发泄问题。一般使用者都是单身、男女分居、残疾人，这样一来，仿真的感觉和效果肯定要好一点。抛开情感，单从功能和生理需求而言，器具肯定比人要强，现在有一种发声的性器具，你想换成哪个国家的都可以，不同肤色，柔韧度不一样，还有一种先进的明星导模，非常个性化。 mangazine·名牌：比较高档的性器具主要是哪些人在消费？ 栗卫国：主要是俱乐部、私人会所，中国目前的俱乐部、私人会所发展很快，尤其是私人性别派对时，肯定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mangazine·名牌：内地普通民众还对性器具保持着距离吗？栗卫国：我认为主要是不知道，即便知道了怎么用，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国内厂子，男用女用的各式各样的调情器具，最多的有6000多个品种，(生产时)最高档的材料，最好的电机都用上了。
这些产品在我这里卖得最好。这能说明什么呢？老百姓肯定能接受得了。我们甚至还有SM(虐恋)产品，也是全国第一家卖的。 mangazine名牌：使用虐恋产品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什么特质？ 栗卫国：他们大都是层次非常高的人，衣食无忧，也不存在难以解决的生理问题。之所以产生虐恋情结，主要是为了最大的满足生理和心理的综合需求，所以他们才需要这样的一些产品。现在他们也大多比较坦然了，只要空间允许的话，他们也大多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论这方面的取向。 mangazine名牌：仅性趣而言，存在南北的区域性差异吗？ 栗卫国：没有太多的地区差异，甚至包括不同消费层次的人，在这方面的需求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性，惟一只存在因经济能力而导致高、中、低三个档次的差异。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总结，越是有文化层次的人，对性的看法越看得开。去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二届成人用品展，市民们排队购买性器具，有结伴而来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未婚的青年人。 mangazine名牌：在使用性产品时，国人有没有颜色和味道上的偏好？ 栗卫国：有。中国还是比较喜欢粉色、蓝色、紫色、红色，前些年喜欢肉色，在味道方面，中国人在安全套、性器具上喜欢加一些香味，譬如茉莉花香什么的，而外国人则基本不用加什么香剂，外国人比较喜欢刺激性很重的味道，这点中国人受不了。实际上，越是刺激性的东西，成瘾性越大。 mangazine名牌：你们现在把什么样的价格定为高档产品呢？ 栗卫国：1000元以上可定义为高档产品，不管是男用还是女用的。 mangazine名牌：这样的产品好卖吗？ 栗卫国：不好卖。一是价格高，更重要的是，这和性爱床一样，你买回来之后放在哪里？你说放在卧室里，那你要是有小孩怎么办？现在很少人有条件专门为性生活辟出一个房间，所以说，这类的高档、体积大的性爱产品不太可能大规模的进入老百姓的家里。 mangazine名牌：如果人家用过性器具后，不满意，要求退换，你们会怎么处理？ 栗卫国：其实按照消费者相关法律，我们这类产品是不能随便退换的，毕竟都在人体的隐私部位使用过，退换便会牵扯到很多问题，但一些正规大型的性用品公司，只要比例不是很大，都能退换的，一些退回来的产品我们大多数都要进行销毁。 mangazine名牌：你认为性产品经营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栗卫国：性产品商店有50%以上都是回头客，卖得好的商店都是70%的回头客，最大问题是宣传瓶颈，如果我们能像其它商品一样，可以进行公开宣传促销，那么我们便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相关资料： 书里有教条，床上有玩具——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专访 床上没有“淫乐之辩” 性玩具也被人叫做“成人玩具”，比较有童心的说法，叫做“大朋友的玩具”。小朋友的玩具都是乐而不淫的，大朋友的玩具到底是“淫”还是“乐”，有一些人难免一直心里打鼓。 今时今日，怀着这样的疑惑，提这种问题的人，不仅需要有道德精神，更要有知识辩难的勇气。和“小朋友的玩具”比，用来增添一点乐趣的玩意尚须“淫”还是“乐”地辩难一番，可见，大朋友毕竟没有小朋友的游戏心态，下了床就要讲道德文章，脑筋里一根弦，绷得高得很，紧得很。 可是，白头发却穿着一双单布运动鞋的江晓原，笑眯眯地说道，“淫乐之辩”或许会出现在书上，可是不大可能出现在床上： “‘淫’在汉语中的本意有‘过头’之意，如淫威，如淫雨；也有用来说某人‘淫于典籍’的，这里的‘淫’乃沉湎之谓。这些状态下的‘淫’，都没有任何道德谴责的意思，也不特别用来指人在性关系和性行为上过于放荡。‘淫’字专门指称性关系、性行为方面的放荡状态，并且带有负面道德评价的意味，是较晚近的事情。古人使用‘淫乱’一词很少。 《红楼梦》中宝玉说，‘皮肤滥淫之蠢物’，用‘滥’来形容程度，淫本身没有道德评价的意思。” 江晓原现在虽是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的院长，仍然是个少数派。中国的大学数以千计，但仅有三个科学史系，他创建并主持着其中的第一个。这还不是他平生所做最少数派的事情。他现在科学史界的声望甚隆，可最早的学术文章却是关于房中术的。那是1980年代中期的事情。据说，这篇关于房中术的文章，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登载文章的杂志从许多图书馆的书架上消失了，侥幸保存下来的，那几页文章也不见踪影。 江晓原的观念，有着这个时代少数派的本色。性爱的时候使用一些性玩具，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说。性玩具是一种日用品，与枕头、毛巾没有区别。香港中文大学一位教授说，在某种眼光看来，满世界都是淫具：高跟鞋就是淫具，床则是最大的淫具。 “古人做爱就用枕头辅助，枕头岂非也是淫具？用枕头是‘乐’，用玩具就是‘淫’”，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摇头说，“这有点开玩笑。” 根据他的考证，中国文化对性玩具并不禁忌，早先，中国的古人或许并不像后人那样神经紧张。早在汉代，就有考古能够支持的成人玩具，而且很奇妙—在一个汉墓中，出土了两根呈直角形相连的铜阴茎，据其形状，应该是设计可供女同性恋中的两位女性同时使用来自慰的工具。 “现代性用具中很少见这样的设计，古人的智慧看来超越了现代人想像的边界。”江晓原说，现代可供两位女性使用的性玩具，多是一根假阴茎，利用皮带束在其中一位女性身上。她就可以模仿性游戏中的男性。这在他收集的明代春宫画中，也可以见到。 中国古代的情色文学中，性玩具的使用十分普遍。有专家专门考证过 《金瓶梅》中的成人玩具。其中有套在阴茎根部上的环，有一种药浸的带子，亦束于阴茎末端，不使其疲软。古代还有一种阴茎手术，将珠子植入阴茎，使其有凹凸感，增进对阴道的刺激，其原理与现在的某些避孕套一样。江晓原特别提醒说，这种手术在东南亚地区一直流行。 在江晓原看来，性玩具带来的“淫还是乐”的心理负担，大抵是因为“淫”在今天的语境中变成了负面的道德评价，而“乐”有一种正面的社会价值。但实际上，用性玩具是“淫”还是“乐”，这种区别可能存在于书本里，不大可能存在于床上；可能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却不大可能存在于我们的身体感觉。 锦上不敢添花 中国人爱锦上添花，往往胜过雪中送炭，床笫之事又另当别论。江晓原说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会买性玩具，但的确知道，很多所谓的正经人是不用这些东西的。婚恋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得到有人投书，说发现丈夫藏了一件用了自慰的性玩具，为此表示震惊。 “如果人人像我这样想，也许不会太震惊。”他说。 “在中国，性爱和谐的夫妻，一般不会再去买一些情趣产品，使双方的感觉更和美欢乐。这些用具往往都是在性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买来用，起补偿作用。”江晓原称，这种现象与国外差别有多大不敢说，但肯定有差别。很多中国人认为，用这些形象颇有些点古怪的玩具，是不正经的行为。 自洪秀全在南京城中分男女大营管理士兵以来，革命对床笫之欢似乎一直持警惕态度。中国对性、对性玩具的禁锢，以上世纪后半期最为严厉。此前，性以及性游戏、性玩具，虽然不是主流文化，玩具未必公开售卖，但是一直存在。 然而，真正追究起来，历史上国人对床笫之欢从开放到保守的转折，却并非自近代革命始。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中国人对性的认知，变得像基督教禁欲主义一样，视肉欲享乐是人身上没有去除干净的东西，没有欲望是较高的道德层次，有欲望在道德上处于低等位置。流风余绪至今，如果夫妻一方有性的需求而另一方没有的话，没有欲求的一方一般不会考虑是不是生活压力太大，只是一味疾言厉色，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对方，被指斥的也不免汗下，惭愧之余投书杂志：专家先生，我老是想“这件事”，我是不是有问题呢？ 江晓原的一位朋友是性教育协会的理事，常有人来咨询说配偶没有欲望，自己无法满足。医生一般建议要带配偶一起来检查，看看是器质性疾病，还是心理有问题。然而，要中国的配偶双方一起来作咨询检查，若非逼不得已，实在难能。江晓原打趣说，中国人有一句说辞形容性爱是“履行夫妻义务”。“正常的性生活，男欢女爱这样愉快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强制义务”，出义务工难免流于例行程序，草草收工，玩具和花样可以不论。 对一些处于无性状态的家庭而言，性用具不能说不是一个选择。江晓原愿意以善意的心态理解这件事情。“如果发现配偶藏着性玩具，另一方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他(她)要藏起来？可能因为他(她)觉得这可耻；也可能他不愿让配偶知道，自己丧失了对她(他)的兴趣。” 毋须讳言，不愿或者不能从配偶身上得到性爱的男女，总有一些是不愿或不能放弃家庭的。性玩具把貌合神离的人绑在一张夜夜异梦的床上，看来不是那些锦上添花的快乐玩意被带到世上的初衷，却也有大朋友们不得已的苦衷。 玩具从来就有 说到性玩具，不能不提晚明。“那个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我甚至怀疑，性玩具可能会比在今天的中国更加畅销。”江晓原一时兴起，立刻流露出科学史家兼性学家的两栖风范。他在他那据说藏书3万册的书房中，找出他自己写的一本书来。其中有春宫插图多幅，都是晚明时期的坊间画像，间或可以看到现代电脑软件Photoshop的手笔：春宫画上被出版社做了处理，图上有一块类似马赛克的虚化效果。 晚明是一个悲情夹杂着颓废的欢乐的时代。北方边防吃紧，国内战乱连绵，只有江南，暂时没有受到战乱的影响，政治家的注意力都在北方和战争身上时。目睹王朝将倾的江南文人，普遍怀有某种“世纪末”的颓废情怀。“你知道吗，颓废是一种繁荣。”江晓原说。大量色情小说和春宫画都出现了，文人言行放荡，带着某种表演和行为艺术的性质。江南的情色艺术盛极一时。 但这个叛逆的繁荣时期只维持了几十年的时间。江晓原说，中外的史家都在研究中国历史这段貌似滑稽的切片。在中国历史这段非典型的切片里，礼教仍然流行，保持着主流话语的地位，场面上大家都要端着，性、性工具、性游戏在理论上继续受到批判，在生活中却可以存在，甚至大行其道。现在收集得到的能反映性玩具使用的春宫画大多产生于这段时间。 江晓原书中选用的许多春宫画多来自画册 《江南消夏》，其中就有使用性玩具的场景。他称赞这本画册在中国美术史有特殊地位，可与著名的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并列。不同于向来中国春宫画比例不对、头大身小的丑陋造型，此书将人体夸张拔细，看上去类似今日的日本漫画。1995年，江晓原将书稿送交出版，虽然终审通过，但是出版社仍在付印前的最后时刻，撤掉了他精心选出来的插图。直到今年再版，那些的确于精美中散发着颓废气息的艺术作品，才借江晓原的文字，带着 Photoshop的虚化效果，公之于世。 这本书的出版，也见证了一段从禁锢到开放的有趣历程。 给性玩具产业应有的舆论地位 如果说性玩具，这小小的“大朋友的玩具”，考验了现代中国对性开放的心理和制度深度，这是哗众取宠，还是微言大义？ “整个20多年来，总体趋势是，话题越来越开放。在思想、电影镜头、小说、杂志封面方面已经放开了。”江晓原说，“只有一些涉及到深度的文化心理和制度层面的，才仍然处在难以言说的处境。比如性用具。” 江晓原对此亦表示乐观。“以前这些玩具是不许买卖的，如果有人卖了，是一桩罪名，叫‘售卖淫具’。” 现在，虽然平常人家难得有锦上添花的“壮举”，甚至在床笫时刻也没有被坦然面对的机会，但是，性玩具的确开始得到人们的容忍和宽容。 “至于市场混乱，要说明一点，性玩具市场和其它商品的市场没有什么区别，因此，适用于其它市场管理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这个市场。这些原则中有一条：当一种商品没有在舆论中获得应有的位置，管理必定就欠缺。”江晓原说，“性用品市场现在是容忍的，但可能由于我们还不认为它应该获得其它普通商品的地位，既没有很好地制定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也没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和维权渠道。” 如果我们承认性玩具是合法的，是人民生活日常需要的，那么有必要像制造家具一样，为它制定规范，管理其生产流通领域。而当市场逐渐做大，行业的自律行为也就会慢慢生发出来。 “一个行业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自律？一要有行业的荣誉感，二是它可以长期经营。这样的行业才需要诚信的原则。只有合法化和社会评价正面的行业才能做到这一点。”江晓原说。 想一想，也是。毕竟，这是一个连盗版碟制造商都开始自律的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