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但我算过账，面子的成本太高，所以要维持的成本也太高，要给别人面子的成本也是特别高。 中国人不太讲规则，熟人之间尤其讲面子，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是很高的。 我举一个例子，当你开车闯红绿灯的时候，碰到一个警察，如果你是生人罚50元，以后你就特别谨慎，因为你不认识这个警察，罚款之后回家老婆说你这个人没有本事，不认识公安局的人怎么敢闯红灯呢？于是就越来越规矩。 但如果你是某某书记闯红灯，警察一看就放行了。过两天可能就不是闯红灯，而是跟人家追尾，再下次就更大胆，撞人就跑了，也许这都没事，因为有面子。可是，当哪天那个警察说我这里有个亲戚要找工作，拜托书记找个企业，由规划局安排，而局长又给书记面子，就同意用这个人了。用一个人的月工资少说得给1000元，这个人安排到局长那边，还要琢磨事，可能还搬弄是非，甚至犯错误，一年下来这个人就得花2万元，效率又低，成本又高，但是一圈的面子交易就完成了。 做事情得按生人原则办 那么，我为什么不干这种事呢？ 我认为做事情应该按照生人原则来做，因为生人原则是按规则来做的，熟人是按超越规则来做的，超越规则就要给面子，结果是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隐性的成本更大。 所以，我们公司算账的依据就是生人原则。在非重要的岗位上，普通岗位上一定是生人，重要岗位上也要减少熟人推荐，采取连坐制。这样的制度使你推荐一个人的成本非常高，有你的担保，公司的制度和执行也就越来越容易。 不过，在中国这套做法不能绝对，一年半年之后，吃喝聊天，慢慢又变成了熟人，我们要想一些办法，保证公司能够在任何时候执行的力度都很好。 我们在很多年以前曾做过调查，公司所有的制度统计起来，哪个制度执行最好，哪个制度执行最不好。结果，执行最不好的是报销制度。手下拿来报，没有领导会认真看发票，大部分都签字，因为太熟，不好不给面子。而我们执行最好的制度是董事会投资制度，因为有外部董事在，大家都不愿意搞这些小动作，所以这个制度百分之百被执行，而报销的制度只有67%被执行，33%的人都多报的。 所以我说面子的成本在中国一定要算清楚。如果我特别在意面子，我就背上很多成本。比如说东北人做投资非常讲面子，为了面子公司甚至还出了事。 用女人的方式计算面子 投资的时候不能太讲面子，要用女人思维，不能用男人思维。 第一，女人看见一个男人都是当终身大事，而不像有些男人就是嫖客思维，这里干一下，那里干一下。女人是安全才快乐，不安全不会追求快乐，男人是把快乐摆平，完了再找公安局摆平。投资也是先投，投完再去卖资产，打官司。 第二，女人目标执着，而表达方式富有感染力。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大哥，又有钱和权，不会说我就喜欢你的钱，喜欢你的权，一定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你这个人，相当于我不要钱要印钞机，她的目的也达到了，大哥一感动就把身子给这个女人。 但是男人就直接找，女孩子骂你是流氓就直接拒绝你了。
所以要精确的计算面子，要用女人的方式来思考投资问题，这样省钱。 有的时候如果真要给别人面子，也得想个好的方式。包括万科在内，在早先是比较随意的，看谁和自己的利害关系大，打折多一点，但是这个就出问题了，有一个沈阳的老板被抓起来了，就是因为给一个领导打折太多。现在有一个潜规则，凡是买房子打折超过10个点以上算受贿，10个点以内在同等市场下不追究。这样乱打折的结果是，矛盾很多。第一个是，彼此住着的邻居一打听，有的给得多，有的给得少，给得多的沾沾自喜，给得少的你白给了个人情，对方还不买你的账。 第二个凡是直接打折的人，投诉率非常低，间接打折的人投诉率反而特别高。所以针对早期这种情况，公司规定，不管任何人都打一两个点，然后告诉所有的朋友，这样不管谁来都一样，大家的面子也都拉平了，就没有矛盾了，和谐社会就建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