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东方学校创始人，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全国青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曾被媒体评为最具升值潜力的十大企业新星之一，登上《财富》201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 1990年，身边的同学们纷纷出国时，28岁的英语教师俞敏洪离开北大，两手空空，创办了“新东方”。23年后，当一部名为《中国合伙人》的电影上映，讲述三个年轻人创办英语培训学校取得成功的故事时，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已经圆了无数学子的留学梦。 这部电影非常火爆，三周票房就突破4.2亿元，既收获了票房又赢了口碑。新东方英语首席执行官俞敏洪接到不少朋友的短信，内容是：祝贺新东方的创业故事被成功地搬上了银幕。 20多年间，俞敏洪将新东方从一间教室、十几个学生的培训作坊，发展成为影响全国、融资上市的庞大教育集团，被视为“留学教父”。 出生草根 尝遍生活百味 当一个人被视作成功者，他的每一个故事都会成为传奇。俞敏洪在演说中经常讲到，只有两种人的成功是必然的，第一种是经过生活严峻的考验，经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交替，最后终于成大器；另一种没有经过生活的大起大落，但在技术方面达到了顶尖的地步。诚然如此，他无疑属于前者。 俞敏洪出生于60年代初的江苏农村，他因为英语成绩差劲两次高考落榜，却凭借英语培训成名。他说自己从那时开始与英语较上了劲。1980年，第三次参加高考的俞敏洪终于上了大学，讽刺的是，录取他的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即便如此，当时也没人想到俞敏洪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进入北大后，他因为肺结核病休学一年，因为普通话不标准，只能在差班上课。 土里土气、智商平平，是俞敏洪当时的公认形象。他的高三补习班同学、现任北京新东方校长周成刚后来调侃，自己苦苦奋斗了二十几年，想不到最后竟要受制于他。俞敏洪自嘲，5年的大学生涯，大家认为他是最没出息的一个，也没有一个女孩正眼看过自己。 这些故事是俞敏洪日后经常在公开场合对别人提起的，他想要表达的是：不甘困苦、笨鸟先飞，就一定有成功的机会。事实上，俞敏洪当时还并未萌发出创立一大摊子生意的远大梦想，但他的确是个愿意为生活做出改变的人。大学毕业后，俞敏洪的大部分同学出国留学，他因为学业不出众“只能”留校担任一名普通老师。在“下海”浪潮席卷的那个年代，对于接触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份无聊的工作。经过3年的申请，他终于也被美国一所大学接受。 成功总是被各种偶然包裹，这就是新东方创立的最初动机。俞敏洪为了攒钱出国，张罗起一间淹没在建筑工地中的培训作坊。 梦想出国 兼职打工被迫离开北大 最初，俞敏洪并没想到会成为别人留学梦的“垫脚石”。 1988年，当看到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出国时，还在北大当英语老师的俞敏洪，也萌生了出国的想法。彼时，俞敏洪也获得了不少大学的Offer，但提供奖学金最多的学校，也仅能提供四分之三奖学金，还差几千美元。
在“万元户”都少见的上世纪80年代，几千美元是一笔巨款。为了筹到这笔钱，俞敏洪在校外做起了兼职培训捞外快。正在他憧憬留学大洋彼岸时，事情“败露了”。 1990年秋天，北大给了俞敏洪通报处分，并在校园广播和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高调宣布了处分决定。曾任新东方副校长的李力说，他在北大20多年，从没有遇到过大喇叭广播处分决定的情况。 离开了北大，俞敏洪彻底没有了生活来源。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他决定“下海”。 虽然留学失败，俞敏洪却对出国考试和流程了如指掌，对英语培训也十分熟悉，他决定加入培训行业。 俞敏洪找到曾经讲过课的民办大学东方大学，提出借用东方大学的牌子办英语培训部，每年交15%的管理费。借块牌子还能白拿钱，东方大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俞敏洪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平房当教室，那是一间10平米、漏风漏雨的屋子。外面支一张桌子，再放把椅子，“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员工只有两个人：他是一把手，妻子打下手。 开班初期生源少，俞敏洪常常一个人骑车，拎着糨糊桶，满大街贴招生广告。冬天里，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冻成一块，不贴广告的时候，他就和妻子待在“教室”里虔诚守候，盼着来报名的学生。 为了学校 一口气喝下两斤白酒 第一天开张，只来了两个学生。看见只有俞敏洪夫妻俩，破桌子，破椅子，破房子，报名册上干干净净，两个学生满脸狐疑。俞敏洪见状连忙推销自己，好说歹说才让两个学生交了钱。 夫妻俩正高兴，两个学生离开又回来了。他们心里不踏实，把学费又要了回去。 接下来的星期六，又来了三个学生，十分爽快地扔下钱走了，“1000多块啊！一天的工夫，是我在北大教书四个月的工资啊！”俞敏洪说，虽然白天已经数清楚了，但晚上回家后，两口子还是把钱摊出来数，一边数着带角币的散钱，一边感叹，“来三个了，来三个了！” 俞敏洪还是担心，虽然很多学生来，但看过报名册就都走了，是不是觉得报名的人少，担心自己是骗子？第二天，他在托福、GRE的报名册上各填上30个假名字，造成从第31个开始招生的假象。 学生们终于相信他不是“骗子”了，报名人数陆续增多。 身份的转型并未让俞敏洪立刻适应市场竞争。创业早期他请人贴广告，竞争对手雇人把贴广告者捅伤。俞敏洪报警，警察说，事太小，杀人的案子都处理不过来。 “打听后我才知道，人家（竞争对手）早就疏通关系了。”俞敏洪说，问题终归要警察解决，可自己一个警察也不认识，就到刑警大队门口蹲点，后来找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警察，请人家在旁边的饭店喝酒，警察又把大队长和政委拉出来一起吃午饭。 “我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说话，只好一个劲说‘大哥喝’，‘大哥喝’……”俞敏洪当天一口气喝了两斤白酒，送到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才抢救过来。 抢救过来后，俞敏洪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我要关掉学校。” 为了生计，他又背上背包去上课。俞敏洪说，新东方那句“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校训，就酝酿于从北大出来后的这一阶段。 助人圆梦 后悔把新东方做大 随着中国留学浪潮在九十年代日渐高涨，俞敏洪独特的教学在出国培训领域中异军突起。1995年，新东方年收入超过千万元。 此时，俞敏洪已经可以去留学了，不用再担心经济问题。但他发现，自己已经抛不下新东方这个帮助别人实现出国梦的事业，更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他说，自己给新东方定下的意义并不大，就是做一个“垫脚石”，学生跨不过去的时候，新东方助他跨过去。 一个人很难做出“意义”，这一年，俞敏洪赴美邀请了同学徐小平和王强。此后直到上市前的若干年，新东方成为一个奇特的图腾，“红宝书”，“假姨（GRE）”成为大学生日常问候和调侃中必不可少的词汇。“你能切身感觉到学生从你这儿学后得到高分，得到奖学金出国的那种喜悦。”俞敏洪说。 梦想是一回事，把它做成一门大生意，是另一回事。 俞敏洪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新东方上市的后悔。他说，上市就要对股东负责，就要追求规模和利润增长。而扩张之后的质量又如何保证呢？ 多次到访欧洲的俞敏洪，对巴黎的咖啡馆充满羡慕。他说，很多500年、800年的咖啡店现在还开着，规模没有变化，但经营者祖辈相传，充满了幸福感和骄傲感。 “想一下，如果咖啡店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会变成什么样？整个巴黎都应该是同一家咖啡店了。”俞敏洪说，这感觉太荒谬了。 办所大学 不为钱 只为理想 年逾五十的俞敏洪仍像个在校大学生：长袖衫、牛仔裤、运动鞋、双肩包，走路带风，说话语速飞快，激情四射，见人喜欢拥抱，身边围绕的也多是大学生和创业者。 朋友揶揄他“就爱混校园界”，俞敏洪对此欣然接受，说:“我是有浓厚校园情结。” 如今，作为新东方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俞敏洪，能力、经验、资源、人脉都随着新东方在纽交所登陆被再度放大，他打算展开真正的理想国蓝图，“创办一所鼓励通识教育、培养人文主义精神的私立文科大学”。 在创办新东方20年后，俞敏洪终于无法满足于短期教育和各类演讲的碎片化表达，打算把自己所提倡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创办一所“新式大学”。 对于大学，尤其是名校，俞敏洪有着超乎常人的热爱。他喜欢收集世界名校的校服，最爱穿美国哈佛大学的帽衫。当了老板，他仍惦记着一有机会就去名校进修，甚至不惜斥资千万，把整个新东方团队都送进美国沃顿商学院。 “只要奋斗不息，人生终将辉煌！”俞敏洪决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励志演讲并非空谈。 在俞敏洪的理想蓝图里，他要办一所非营利性的大学。这所大学将以经济、法律、商学、哲学等专业为主，体现出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结合的办学特色。 在招生上，他希望主要面向农村学生。“资助贫困学生念大学是我的梦想，一是因为我本身是贫困家庭出身，再就是因为我觉得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更具有爆发力和持久力。” 有人说，这是民办教育对公办教育的挑战；也有人说，这是老俞对中国教育体系和制度的挑战，老俞赶紧摆手，“我就是实现点儿自己的理想，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