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后金融危机时代必读书：下一轮全球金融》
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国际交易本身就包含了会导致危机的固有因素。答案是肯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更倾向信任对本国人所做承诺，而这种信任度会大大高于信任向外国人所做的承诺。这部分是因为人们对其所在经济体的了解，以及对他的同胞的行为理解往往超过他对外国经济体的了解，而且如果这些外国与本国情况越不同，这种情形就越严重。但是，这种天然的倾向往往被发展中国家富人的更为强大的倾向所抵消：他们对于发达国家的机构行为的信任常常大大超过其对本国的信任。他们认为政府是骗子而其机构会倒台——而且他们往往是对的。新兴经济体政治上独裁和民粹主义的特征既是这些猜疑的原因又是他们的结果。 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政府永远都是隐蔽或公开的合作伙伴。他们决定一国的汇率或宏观经济政策；他们决定一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他们决定本国是否实行外汇管制。甚至当外国人很信任一国国民时，外国人对这个国家政府的信任度也可以非常低，因为后者往往无需外国人的支持以掌握政权。倾向于违约的政府也更加可能对外国人违约——或者征收他们的财产。阿根廷过去十年的表现就给出了极好的例子。 如果政府根本无法供给具有稳定购买力的货币，这基本上就是无能的公共金融政策的副产品，这会造成国际金融非常不安全。在货币不可靠的国家里，人们往往坚持持有外国货币。外国货币的储蓄增长甚至迫使国内金融机构使用外国货币提供贷款。就如卡弗强调的，这会使经济在汇率变动时极端脆弱。在一个明显的盯住汇率（政府将本国货币与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保持固定）制度下，当本外币贷款出现较大利差时，这种风险就会产生。许多借款人预计（央行）将维持盯住汇率而成功地进行了投机，但同时也产生了贬值所带来的巨大脆弱性。这样的倾向在1997－98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非常明显。
更为重要的可能性是政府无法成为外国货币的最终提供人。如果有必要，国内的风险可以通过政府开动印钞机来得到解决——当然高通胀也会随之而来。但是，如果没有国际救援，外币贷款的风险可能会导致直接违约，这不仅仅是指政府（如果仅仅是政府的违约结果）也指私人借款单位。政府违约或者部分的私人违约——或者最坏的时候是两者都违约，对产权可信度的毁灭性后果往往比通胀还要严重，尤其是在破产制度不发达的国家。 令人吃惊的是，现有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金融整合会增加风险可能性的观点。但是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最容易遭致风险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先进的在金融方面很开放的国家。而且可以预见，在这些开放金融账户的国家中，拥有相对较差政策和制度的国家更容易遭受风险。门槛效应在这里也有所体现：瑞士的开放并没有任何风险，而韩国的开放则有所不同。对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频发的金融危机的最好解释可能就是：那些政策和制度不太成熟的国家决定，或者更严重的是被诱惑走上金融自由化道路。 结论非常简单，就像美国前任财长劳伦斯?萨莫斯（当时他是副财长）说的：国际金融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风险。后者在本质上是对于任何金融体系固有风险的集中和放大。当金融进入新兴市场经济体时，这一切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的管理水平相对低下，公共财政比较虚弱，透明度差，腐败更多，还存在更多的关联交易，法律体系也更虚弱，对于产权的保护也不力，对于银行的依赖更强，简言之，更低的道德风险水平、反向选择以及其他的风险水平。如果有人将这些与忽视外国投资者对于收益和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的考虑结合在一起，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第三章将会看见预想的事情的确发生了。金融自由化的时代成为危机时代，而其种种结果仍然在影响着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