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后金融危机时代必读书：下一轮全球金融》
七十年代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而又可调整的汇率体系标志着新的全球经济时代的来临。这也是世界最重要货币的汇率开始进入不稳定时代的开端。接踵而来的事件还有：两次石油震荡和七十年代的高通胀及其引发的保罗?沃尔克在任美联储任主席期间对于货币稳定性的重振；石油美元流向新兴市场经济的“循环”以及随后公共部门在80年代发生的债务危机；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在中国实行改革；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新保守党于1979年放开汇率控制以及对国有企业施行私有化；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当选为总统；自1991年危机过后印度实行经济自由化；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以及其后于1996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这一切的发生都导致了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经济的产生——有的时候也被称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全球化”，以区别于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那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让人失望的时代，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里布（Robert Aliber）在编辑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遗作时称之为金融狂热和恐慌的“最混乱十年”。 经济学家也就是在近几十年才理解金融市场的运作规律以及可能发生的偏差。金融理论的发展也开创了新型金融产品，即衍生产品的广阔市场。同时，各种事件也迫使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金融行业对于宏观经济的冲击。自1987年到1996年，我任《金融时报》经济栏目主编以及其首席经济评论员，我坐在了旁观席上。常常地，整个决策者们都在尽力去理解当前发生各种事件。到现在为止一些经济力量稍微变得明朗了一些。不过他们仍然非常令人沮丧。后来大家发现要想建立一张可以持续而稳定地向新兴市场经济输送资源的网络非常困难。每次此类行为的出现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的结论就是，美国当前经常项目赤字就是这种失败的结果。美国已经成为全球花钱的人和借款人的最后手段，这正是因为已经全球化的金融被证实是非常不稳定的。 这就是我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讲述的故事。但是需要展开论述。我在关于全球化的书中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进行了讨论，我对它们目前的发展感到非常高兴。不过即使在我当时的写作过程中，我也发现我需要进行深一步的探索。所以我需要感谢法兰西斯?福山在2006年春天邀请我到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院（SAIS）的伯纳德?舒瓦茨论坛进行作了三次演讲。对于伯纳德?舒瓦茨（Bernard Schwartz）的慷慨赞助我也非常感激。在SAIS的演讲是以我2005年11月在墨尔本理查德?施内普( Richard Snape) 研讨会的演讲稿为蓝本的。理查德是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也是受人尊敬的朋友。能做那次演讲我非常高兴，而那个研讨会也已经成为非常独特的一个系列。 出席这些演讲不仅仅是荣誉，而且也是巨大的机会。它让我们有机会讲述过去三十年里国际金融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从新兴市场危机向全球失衡的发展。我认为美国负债是解决过去三十年全球金融体系失误的一种方法，但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我希望能够解释微观经济学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的汇率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金融学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已经完全融合。也是在这个领域国内与全球相遇并且酝酿着巨大的灾难。这些既是我那些演讲的主题，也是这本书的主题。 每本书的完成肯定都获得了大量的帮助。这一本也不例外。除了已经提及的人之外，我还需要特别感谢五个人：麦克思?科登（Max Corden），我在纳菲尔德学院读研究生时是他唤起了我对国际经济的兴趣，而且他在国际宏观经济方面的文章也是发人深省；《金融时报》的编辑李奥内?巴步（Lionel Barber），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同意我因为那些演讲有过两次长期的停顿；我的经纪人，充满热情而有极其投入的弗莉茜蒂?布莱恩( Felicity Bryan)；搜集数据的凯丝?弗雷(Keith Fray)；还有就是我的妻子阿里森，她阅读并对所有章节提出意见，同时在我打算放弃写作这么一个变化莫测的主题时鼓励我往前走。非常感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