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聊斋》王大故事中两种“老赖”说起 神木民间集资户“挽留”县委书记的事件发生后，民间借贷再次被公众所关注，似乎民间融资的领域总是险象环生。其实，在不少企业“钱荒”难以根除的情况下，激活民间资本当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只要彻底破除各方面存在的“跑路”心理，就有望使得民间融资的风险处在可控的范围内。在《聊斋》王大的故事中，作者蒲松龄就肯定了民间融资的合理性，鞭挞了“老赖”的丑恶，我们不难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王大故事中的两种“老赖” 在一般人看来，生活在清代初期的蒲松龄是个失意的读书人，写出的鬼怪故事荒诞不经。其实不尽然，有评论者根据《聊斋》涉及商业和商人的故事，称他为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那些“准金融资本家”的代言人。在王大的故事中，蒲松龄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放赀而薄其息，何尝专有益于富人乎？”意思是说，把手中的闲钱借出去得到应有的回报，那是符合老百姓利益的。要保护老百姓的这种利益，就不能允许“老赖”的存在。 在王大的故事中，周子明代表的是这样一种“老赖”，他们往往以为，官府对私人之间的借贷不会较真，借了钱压根就不想还。周子明经朋友介绍，在黄公子那里借了一千文钱，连家里人都劝他如数奉还，但是周子明不肯，以为不论鬼世界还是人间，都是非不分，结果被二个鬼差捉到城隍神那里。城隍神明察秋毫，逐一驳斥了周子明的狡辩，判令强制执行。周子明不仅一分钱没有赖掉，还留下了终身洗不去的信用不良记录。还有一种“老赖”就不像周子明这样“吝啬”，他们已经成了富豪，却声称要筹集重资做大买卖。“重资”到手后便大量挥霍，“衣锦厌粱肉，家中起楼阁、买良沃”。别人发现破绽要他还债，他反而怒目相向。他们虽然可以用加倍的利钱为诱饵，但反过来弄的人家妻离子散。
如果说周子明的借贷是为应急而借，那么巨商的“举人重资”则是为敛财而借。在蒲松龄看来，后者的风险更大，危害也更大。为应急而借的数量很小，借贷者即使像炒之不能爆的“铜豌豆”那样铁了心不还，在舆论的打压下，总有办法解决问题。周子明的朋友李信就觉得周子明做得不对，愿意承担其债务。而“举人重资”而成了“老赖”，一般人根本没有能力替他填补窟窿。在现实生活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中，为应急而借与为敛财而借并非那么界限分明，往往兼而有之，形成了一种一环套一环的债务链。一旦上一个环节出现巨商“老赖”为敛财而借，自己以为为应急而借，也无法向下一环节的债主交代，往往走投无路。比如房姐龚爱爱，两种身份兼有。因为给张孝昌贷款1.2亿没有着落，她也曾经自杀过。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为敛财而借往往可以披上合法的外衣；比如以解决广大中小企业和创业者融资难题为名进行的集资，神木亿万富豪张孝昌就合法打造出一个“黄金帝国”。当然，我们不能以其中市场风险的存在否定民间融资的合法存在，更不能推论所有民间融资行为都必然成为“老赖”。但是集资陷阱的确值得警惕，比如神木刘旭明的集资诈骗案，其早就有“老赖”的预谋。刘旭明依仗其神木县政协委员、十大杰出青年等身份，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声称在内蒙以11亿元的价格买到一处大型露天煤矿，名为“阿拉善盟右左旗12平方公里露天煤矿”、“石驼山煤矿”。并称该矿储量巨大，开采利润丰厚，以此向神木人集资。2012年冬天，多名入股者前去考查，发现那里一片荒凉，啥都没有。 “跑路”是对监管决心的低估 在蒲松龄看来，“老赖”心理的产生与官府的监管态度有关。一方面，“举人重资”者会向官府行贿，使官府“左袒之”；另一方面，官员们在得不到好处的情况下，不愿为自己添麻烦，甘当“懒残和尚”。由此便给借贷双方在“俗人”之争中留下了弱肉强食的空间。随着当代社会法制的健全，这种情况在法理上说不通，执法机关加大了对“老赖”的打击力度。但这并不等于“老赖”们不再心存侥幸，比如种种“跑路”现象的发生。 一种是暗跑，在案发之前就开始了转移财产的布局。由于借贷行为不规范，“老赖”们事前就已经预见到有崩盘的可能，为自己布局狡兔三窟的后路。神木富豪成为西安楼市最慷慨的买主，经常一个楼盘过半都被他们买走。各地买房的户口制约并没有对他们构成困扰，许多人拥有多个身份。房姐龚爱爱就占有四个户口、在北京就有二十余套屋宇。然而这正应了一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龚爱爱在资金链断裂后，还是被无情地举报了出来。神木县政府举一反三，集中清查官商中的多户口问题。对于这种侥幸心理的不可取，蒲松龄以“鬼报”的形式加以惩戒，在《任秀》故事中，任秀之父病死他乡，临终时将商资托付给申竹亭，申竹亭卷款而去。最后竟神使鬼差，还是在异常豪赌中如数“输”给了任秀。 另一种是明跑，试图在一个“烂摊子”面前金蝉脱壳。民间融资较早出现老板“跑路”，是从温州传出来的。神木似乎又重复了这样的故事，2012年7月以来，面对蜂拥而来的债主，神木的一些参与民间借贷的老板或融资掮客“跑路”的故事被人不断传开，多达200多人。然而天网恢恢，仅仅将其列为网逃人员，就足以产生相当的威慑力。蒲松龄早就不主张这样做，他在《蹇偿债》的故事里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乡人王卓向慷慨好施的李公借绿豆一石作资本经商，但亏本不能偿还，李公“怜其贫，亦置不索”。王卓却过意不去，本着“若无端受人资助，升斗且不容昧”、有债必偿的思想死后变为一驴，主动“托生”其家，以偿还豆资。蒲松龄把这叫做“昭昭之债，而冥冥之偿”，不能低估“因果报应”。 还有一种是官跑，让有垄断或者权力背景的金主优先保全自己的利益。所谓官跑，指的是在民间融资出现风险时，“领导和大户先走”，银行和核心大户安全脱身。张孝昌案发后，相关部门并未马上冻结张孝昌的资产。工商银行当天将张孝昌质押的3.3吨黄金抛售，不仅本金利息全部追回，还盈余1.9亿。五大户随后也把张孝昌名下的120多吨纸白银抛售一空，扣除本息后，亦剩下五千余万。这其实也属于张孝昌们的事前安排，指望在保全这些金主的利益之余，能够帮助其躲过或者减轻理应受到的制裁。然而，神木“7.15事件”的发生表明，民愤难平。况且官跑本身也有不平衡之处，张孝昌还是首先由大户揪了出来。可惜在蒲松龄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过这样复杂的借贷关系，否则那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因果报应故事。 在避免误导中抑制投机泡沫 诚如蒲松龄早就呼吁的那样，民间商业信贷资本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放贷商人理应获利。问题在于，民间融资的持续、健康发展除了要求政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也需要真正有志于民间融资的企业家、金融家严格自律。即使有供需双方的强劲推拉，也需要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既不能人为地编织空手套白狼之类的神话，也需要防止投机泡沫的放大，从以下几点做起是必要的。 远离消费投机，弘扬正能量。在人们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崇富心理，把那些奢华的排场当做财富的象征。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在消费中极力铺张，往往可以取得这部分人艳羡之后的“信服”。我们可以把由此产生的融资能力，称之为消费投机。2010年，刘旭明的豪华婚礼赚足了眼球。他从外地空运二十多辆加长林肯做婚车，并请了众多明星站台。这个花费超300万的婚礼，最终使刘旭明吸纳了上亿元的存款。然而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来说，吸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放出去的款项能够产生应有的效益。假如资金的需求者如法炮制消费投机，投出去的资金就会用不到该用的地方，后果十分危险。所以蒲松龄主张在放债时要对用款人考察一番，把利钱放给悫直、忠厚耿直的人。 切莫依赖钱圈投机，以免在饮鸩止渴中资金链断裂。在蒲松龄所写《刘夫人》的故事里，有一个靠提供资本获息分利的商人刘夫人，她向自己看中代理人廉生说：自己“薄藏数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赢余，亦胜案头萤枯死也。”廉生果然没有辜负刘夫人的厚托，其结果是双赢、多赢。如果获息分利的资金需要通过融资的方式获得，那么其健康运营无疑靠的是合理合法的利差。没有合理合法的利差而又想把融资生意越做越大，那无疑属于钱圈投机。也就是把后继的借款拿来支付前期产生的本息，用更大的借款来应对原来较少借款留下的窟窿。神木疯狂的借贷泡沫有不少就是这样被吹起来的，融资圈子从亲属圈扩展到朋友圈、再到熟人圈，直至难以为继。如果一开始就稳扎稳打，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崩盘。 将投资与实体投机区别开来，打牢可持续发展基业。从神木民间融资崩盘的直接导火索来看，是煤炭价格的下降和供求关系的逆转所致；实际上，融资风险与实体经营的风险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在于，金融资本的运营者是否直接参与了实体经营。民间资本市场的操盘手当然需要向实体经济进行投资，但那一定是在设置了担保、质押之类的“防火墙”之后。无论实体经济如何火爆，资本市场的操盘手都不能用资本优势进行投机。事实上，资金的需求者得到资金后使用是否正当，是否用于投机，资金的经营者很难把控，厘清界限才有助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在王大的故事中，周子明从黄公子那里借钱赌博，黄公子并不知情；所以当周子明赌输，以“诱赌”为由试图赖账时，就没有得到官府支持，不影响黄公子收回本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