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上海总商会史，就是浓缩精华版的20世纪前三十年中国新式商人成长史和心灵史。 自1902年2月草创，到1929年5月落幕，27年间，上海总商会历经晚清、北洋及南京三个中央政权的统治。期间虽数易其名（从商业会议公所到商务总会，再到总商会），但举凡上海乃至国内与商业、商人有关的重要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几乎无役不与，且往往居于群伦领袖之位。 上海总商会号称国内“第一商会”，它甚至比晚清新政中首次设置的商部（1903年9月）、首次颁布的《商会法》（全称《禀定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1月）更早面世。 时任清廷商约大臣的盛宣怀，在委托上海宁波帮鼻祖严信厚筹办商业会议公所时，或多或少是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未必会预见到，黄浦江畔这帮多少见识过一点欧风美雨、新派老派夹杂的商人们，日后居然能演生出中国政治和经济舞台上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详见本报2012年12月17日D8版《“第一商会”耀浦江》）。
要完整列出上海总商会27年间的“大事记”，非本文篇幅所能及。在此仅以1927年11月该会反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种种指责的专函中所举诸事为例：民国七年（1918年），为抗议段祺瑞政府签订出卖主权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牵头召集全国商会第三次大会；民国十一年（1922年），为抗议日本国内开博览会，却将“南满”（即辽东半岛）的出口列入其殖民地范围，通电全国商会对之加以抵制；反对英日继续同盟（1902年～1921年英日三次结盟共同对付俄国及瓜分中国利益）；否认曹锟贿选结果（1923年），等等。 这份力证自身反帝国主义、反腐败政府的申诉书中称：“商会领导商人参加政治，使其放弃只营商业，勿问国事之陋习。年来商人之能加入国民革命，未始非因此逐渐陶镕而成。”换言之，上海总商会最后能走到全力支持北伐军统一全国的地步，是因其“光荣的革命传统”使然。 1929年3月，虞洽卿等商会领袖再次赴南京向国民党“三大”请愿时，还发表宣言称：自昔日辛亥革命时，沪商鼎力援助粮饷无着的陈其美沪军都督府起，到近两年竭力筹款，认购债券，支持国民政府止，上海商界出资“综计金额，当在一万万以上，皆商会赞助革命、为党国驰驱之实据”。 可惜，如此声情并茂的慷慨陈词，并未能让以革命正统自居的“党国”新贵们，一动恻隐之心。 以人事论，“第一商会”确实汇集了那个时代上海滩乃至全中国最出色的一批商业精英，并为其中热心国事且富有策划、组织及动员等政治才干的积极分子，搭建了绝佳的表演舞台。 当然，用后来者的眼光看，上海总商会历届骨干里，也是各色人等，鱼龙混杂。 比如，最后一届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1928年4月～1929年4月在任）中，不乏冯少山、虞洽卿、穆藕初、顾馨一（号称“粮食大王”）、黄楚九（号称“新药大王”、“娱乐业大王”，大世界游乐场创办人）、劳敬修（万国红十字会中国委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常务董事）等备受景仰的人物。也有晚节不保，人格和操守均备受争议的人物，如所谓“海上三老”：林康侯、闻兰亭及袁履登。 抗日战争期间，此“三老”归附汪伪政权。1942年，伪上海特别市商会成立时，袁任理事长，闻为监事长。汪伪政权成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闻出任理事长，由林当秘书长，袁为理事。战后，三人均以汉奸罪被判入狱，了却残生。 读史至此，不免掩卷感叹世事之多变与人性之复杂，实在不是“革命”或“反动”这样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话语，可以一概而论。对于本应“在商言商”，却又“不能脱离政治”的商人们来说，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