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29年4月24日，苏州河畔天后宫院子内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厅，突然涌入一帮流氓打手，他们举着辱骂总商会的标语牌，砸开紧闭的大门，不仅把里面的财产及文书档案洗劫一空，还见人就打，四位总商会雇员受伤进了医院。 当时，报纸称此次事件为“沪总商会风潮”。乍看之下，它更像上海商界的一次内讧，因为打砸抢行动的鼓动者，正是在总商会内办公的两个商业团体——救国会和商民协会。 情况当然没那么简单。事后回顾，这只是为一个精心布置的“局”热热身而已。 无间之道
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到底是何方神圣，胆敢公然叫板声望卓著且贵为南京国民政府“铁杆盟友”的上海总商会？ 原来，这两家都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御用组织”。救国会前身为抵制日货运动协会，商民协会则成立于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名义上是中小商人团体。它们与国民党都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自然比只是“金主”的大商人大资本家们更亲一层。 1927年4月26日，即“四一二清党”后不久，国民党曾一度强行接收上海总商会，这是官方力量试图直接控制该会的开始。那时候，会长傅筱庵先是与骨干会董冯少山、虞洽卿闹不和（二人自立门户，发起沪商正谊社及上海商业联合会，跟“傅记”总商会对抗），后又因押宝北洋军阀孙传芳，遭到新政权通缉而逃亡。总商会群龙无首，只有束手就缚。 但不过十天之后，冯少山重新出山，牵头成立总商会临时委员会，与穆藕初（有名的棉纺织实业家）、林康侯（时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等组成“七常委”，竭力恢复总商会原有的独立地位。 随着南京政权逐渐稳住局势，强攻未果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改变策略，指派救国会和商民协会“鸠占鹊巢”，进驻上海总商会，等于在根脉深厚的总商会大本营里，打下了两根尖利的楔子。 这两个背景够硬的“小伙伴”，不断借机生事，总商会上下不胜其烦，只好暂时迁往其他地方办公。到了1929年三四月间，官方与总商会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境地。3月23日，上海各商业团体在总商会议事厅集会，决定反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刚刚提出的“取消商会”动议案。此后，嫡系的“两会”就充当打手前来捣乱，争夺议事厅，最终上演了本文开头那一幕闹剧。 风潮发生后，上海总商会当即向南京当局提出抗议，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钱业公会及华商纱厂协会等，也纷纷通电声援总商会。市面上甚至传言，如果政府不采取适当行动，总商会属下的商人和银行家将发动罢市。 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严格控制了舆论。它禁止报刊登载总商会的任何声明及对事件真相的说明，而党报《中央日报》则连篇累牍发表救国会和商民协会的谴责文章，总商会成了他们眼中的“帝国主义走狗”，主持会务的冯少山、林康侯也受到直接的人身攻击。 1929年5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脆下达一纸“红头文件”，命令上海所有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待特派大员——中央执委兼中宣部长叶楚伧前来调查后，再行定夺。 此时，离上海商界公开出钱出力，力挺初来乍到的蒋氏政权，刚刚过去两年有余。主客形势，突然逆转。 存废之争 以江浙财团为主力的上海总商会的资本家们，与北伐节节胜利的国民党政权，曾经有过短暂的蜜月期。 他们之所以抛弃一直奉为“正朔”而显然大势已去的北洋政府，又决心反对视有钱人为仇敌的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翼），皆因反复权衡之下，觉得蒋中正领导的一帮人马，看上去更能确保自己安心做生意赚钱（详见本报2013年9月2日、10月28日D8版《宁汉分合看“献金”》、《金融自保“南北合”》两文）。 早就视“参政、议政”为当然权利的总商会同仁们，情急之下，似乎已无暇细想，他们的“政治对手”，不再是日薄西山的清廷，或走马灯般换人的北洋政府。这个积极取法苏俄，又拥有一个权力欲极强的铁腕军事领袖的国民党新政权，必要的时候，是绝不会跟敢于挑战权威的反对者客气的。 早在1927年11月1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即转发国民党中央商人部一则措辞严厉的通告，宣称：“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本部拟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议案，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之机关。”“党棍”色彩甚浓的商民协会随即大造舆论，猛扣帽子，攻击上海总商会为“不革命之商人”。 一周之后，以冯少山为首的上海总商会，对此通告作出专函回复，力举清末革命以来，资本家及商会中人的种种“革命行动”及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逐条反驳国民党的指责。稍后又通电各地商会，提议年底前在上海召开各省商会联合会大会，讨论“商会存废”问题。 12月中旬，各省总商会代表100余人如期齐聚上海开会。刚当了新郎的蒋中正心情大好，给足“金主们”面子，率心腹戴季陶、工商部长孔祥熙、财政部次长张寿镛等一批国民党要员出席。 岂料主持大会的冯少山不给蒋公面子，在致开幕词时，当场暗讽国民党扶植商民协会跟总商会作对，不过是“共产党人分化商人之策略”。又直指那些批评总商会为“不革命之商人”的言论，“不明商业之于政治息息相关，又不明商人望治心殷之心情”。 轮到蒋中正上台发表“重要讲话”，他也强调“商业不能脱离政治”，但话里有话，真正的意思却是要求商会放弃自主，接受“党和政府的指导”，不能越轨。 如此南辕北辙的政商“对话”，当然很难有双方满意的结果。反而是“触怒龙颜”的冯少山及其代表的上海总商会，很快就要尝到国家机器强力报复的滋味了。 党国之威 一腔热情的上海总商会，不仅在此次大会上提出“分管捐税、分掌财政”的激进改革议案，还在最后宣言中声称，当前各种经济乱象、劳资纠纷，皆因“各种法规亦出于政府之独断”“希望商人积极参预政治，以符合全民政治之实际”。 8个月后，上海总商会果然又一次“积极参预政治”，集体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五中全会请愿。除处处出头的冯少山外，连蒋中正的老朋友虞洽卿也按捺不住亲自挂帅了，闹得会场内“初登大宝”的蒋主席（获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相当尴尬（详见本报2013年10月21日D8版《沪商“上访”惹祸端》）。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善于揣摩党国最高领袖心意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信守一年多前的“承诺”，在1929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取消商会”议案。 这一下子，商会存废之争，从官、商之间互不相让的舆论口水战，升级为全党全国必须严肃讨论的大问题。得到市党部授意的上海商民协会，也及时组织了一个“赴京请愿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会场之外，高呼“解散商会”。 接下来，就是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内外那一出出“全武行”了。国民党中央借此机会，直接委派大员介入。受命前来调查的，不是与总商会关系密切的“上级主管单位”工商部或财政部（分别由商人出身的孔祥熙、宋子文执掌），而是素称强硬的国民党资深文人叶楚伧（国共合作早期，他因与毛主席严重不和而对其排挤），结果可想而知。 冯少山首当其冲，以“涉嫌通共”遭到通缉，被迫逃亡。1929年5月25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通过“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指定商整会”成员34人，以虞洽卿等新的“七常委”担纲，由蒋中正“文胆”陈布雷出任秘书。陈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此时正在上海任一份官媒的总主笔。他之空降“商整会”，意味着后者完全处在“党中央”及上海市党部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以“服从当地党政机构指示和管辖”为原则，经过一番“整理”，上海原有261个商人团体，只留下170个。重中之重的上海总商会，则于整整一年之后，即1930年6月21日，以“上海市商会”名义重现江湖。但谁都清楚，此商会已不同彼商会了。 当时，左翼阵营对“万恶的资本家”失宠不免视为活该，商会中人亦不得不噤声，倒是一些身处上海的西方人的评论，颇为耐人寻味。 1929年5月初，国民党中央刚刚出手“修理”商会时，秉承自由主义宗旨的上海英文媒体《密勒氏评论报》（后来以率先发表斯诺《西行漫记》著称）即刊文分析：“虽然商会还能继续发挥一些纯经济性的作用，但是作为合法的机构来说，它却被排除在政府的门外了……在讨论公共事务中，这个组织的名字越来越少见了。” 到了1931年，另一位名叫费唐的西方法官的评论，更加直截了当： “这个行动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说明，上海市党部所要求和行使的绝对权威，就是把一切当地组织的建立控制在自己手中，将那些它不批准的组织镇压下去而换上自己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