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消灭“恐龙”
而对于意欲复兴的三株来说，人背后的制度变革比人本身更为重要。吴炳新深知这一点。
著名财经记者方向明曾经将创业之初三株的体制描述为“长颈鹿结构”：细长的颈部支起高昂的头，使之中心能够高瞻远瞩，而大区、省级指挥部是精干的身躯，地级子公司一插到底是其灵活的四肢。虽然整个体形略显修长，但由于结构紧凑依然健步如飞。
但是，这种体形随着躯干臃肿而演化为“恐龙结构”——省级与地级变成效率不高的中间管理阶层，而县至乡村的办事处和工作站变成行动迟缓的手足，由于陷入大量琐碎管理事务，高度集中的小脑袋也不再那么灵敏，随着市场环境的陡变，这个恐龙形结构的应变能力就显得十分的弱小了。
针对这种“恐龙结构”导致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方面的弊病，吴炳新重新确立公司管理的“三权鼎立”制度：按照“董事会＋总裁＋监事会”的模式进行公司管理，使决策权、管理权与监督权分离。
这样一来，三株旗下的每个集团，都是一个独立法人，独立核算，各集团的总裁有基本的决策权力。而三株集团的董事会，只负责确定年度规划是否可行。按理说，吴炳新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事必躬亲了。
不过现在，吴炳新每天只睡5个小时，他的秘书常常一个月有20天都见不到他，甚至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知道吴炳新行踪的，是陪他全国各地到处出差的一个员工。吴炳新需要他给订飞机票。
吴炳新出差搞的是“突击检查”。“（这样）下面的人就不敢糊弄你了。”他说。原来，他被员工糊弄过，而这种“糊弄”甚至成为了日后加速三株崩塌的原因之一。
在一次内部总结会议上，吴炳新曾经气愤地说：“吴炳杰(注：吴炳新的弟弟)到农村去看了看，结果气得中风了，实际情况跟向他汇报的根本是两回事，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不得了，尽哄人呀。”
而现在，财务出身、精通技术的吴炳新有时被手下的人戏称为“老狐狸”，“骗不了”。有一次，吴炳新去哈尔滨出差，围着一个经销商的展台只看了一圈，就准确说出了对方的盈利空间和利润比，让对方很是吃惊。
“讲实话，办实事。”吴炳新希望三株集团的每一个人都能培养这样的习惯。
少谈过去
在三株的一份资料中，明确了现在对外界的沟通原则：“少谈过去，重点是现在和将来”，“少说话，多做事，言谈举止都关乎企业形象”。
有一次，济南市的一位负责人对吴炳新说：你这个人很低调，你手下的人可不是这样啊。吴炳新意识到了问题，马上开会，要求三株人必须加强政治修养。这些年来，吴炳新从来不住五星级宾馆，也不坐头等舱。
吴炳新承认，自从湖南常德事件之后，他“刻意变得低调”。面对媒体的采访请求，他几乎都让自己的秘书礼貌地拒绝——这很容易被理解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是吴炳新并不认为这是怕。
“我那个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三株如履薄冰，三株在高速公路上开快车，说出事就出事，一个小石子就能让三株出事，但是我们刹不住车。我们出头了，但是我们就是走到那儿了，没办法。”
他说，当你自己实力不行的时候，你必须低调，谨慎前进比张扬前进阻力要小。
这让曾经风光无限的吴炳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复出的潜行者，而潜行者们的最大特点就是，等他们再次浮出水面时，或许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拟好遗嘱
对于吴炳新和他的三株来说，再次走进公众视野的契机也许是酝酿多年的上市计划。
前些天，一家美国公司专门来三株考察，希望吴炳新能够在美国上市。这家美国公司的负责人是克林顿家族的成员，已经帮助重庆、深圳、杭州、包头的多家民营企业成功在美国上市。同时，他还是吴炳新的一个好朋友，“在美国不管我去哪里讲座他都跟着去”。
实际上，早在1998年，吴炳新就希望借助儿子吴克立(原名吴思伟)的路德公司来完成三株的上市梦想。当时的一切运作完毕，但是负责的券商出事了，三株上市的事情只好搁浅。
“我从创业那天就定下了，三株将来一定要称为一家公众企业。”吴炳新说。
而对于这次找上门的机会，吴炳新的态度是“再推迟一下”。他坦陈：二次创业的三株，一直是在健康发展，但不是快速发展，“明年应该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年头，后年进入初级裂变，大后年进入裂变发展，2012年应该是辉煌再兴，争取上市。”
而在内地与美国之间，吴炳新倾向于在美国上市。“在美国上市，管理费用要高，维护费用要高，但是可以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他说。
对于上市的目的，吴炳新直言不是为了圈钱。“谁能保证你每一代都能是市场精英呢？家族的人才是有局限性的，上市会把三株从家族股份改造成社会股份。”
他甚至拟好了遗嘱：凡我吴家子孙，今后不再做三株公司的总裁，只能做董事长；凡子孙中有吸毒、赌博者，一经查实，开除出家族，不再具有财产的合法继承权。
而面对“如果三株没有吴炳新会怎么样”的问题，他说他比较欣赏王石关于企业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论述。王石曾经说过，他对于万科最大的贡献是为万科培养了一个团队，培养了一种制度。
“你将来会为自己写自传吗？”这一次，他没有像回答其他问题那样迅速地给出答案。思考了一会儿，他说：“我觉得，不留自传，我做的事情放在这里，(写自传)意义不大。”
另一位同样经历过挫败，后来东山再起的企业家有过与吴炳新类似的表态。这个人就是曾经向吴炳新取经的史玉柱。史玉柱曾经说过：我在这一代人里的位置未来可以看到，因为史料俱在。
阚治东：没有谁真正倒下
当一众证券业创始人相继出局、隐退，阚治东却以创投业为突破口，奇迹般地重新回到资本市场舞台。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上海报道
11月23日，阚治东的新书《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出版。
在推介作者时，出版社这样概括其从业经历：阚治东，中国证券教父。曾任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申银万国总裁，因卷入沪深两地的金融地位之争，被免去证券市场一切职务；曾空降千疮百孔的南方证券，试图力挽狂澜，却因此在深圳看守所被关押了21天；2007年9月，他再一次传奇复出，投身方兴未艾的民营创投……
曲折跌宕的人生背后，当事人怀有的是一颗疲惫的心，还是一个坚韧的魂？
稳中有进做创投
11月20日，新书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但阚治东依然忙碌。既要接受记者采访，还要筹备当天下午的一个重要会议。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手下的工作人员一再提醒他注意控制时间。
阚治东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首席合伙人，这是一家合伙制的创投企业，旗下拥有奥锐万嘉、徽商基金、河北产业投资、温州东方首华等多只私募股权基金，资金管理规模数十亿元。
一个月前，中国创业板在深圳开市，阚治东投资的项目无一入选。手下的人解释说，主要原因是东方汇富成立时间尚短，而运作一个项目较理想的周期是3-5年，目前多数项目还没有进入收获期。
阚治东本人对此也看得很淡，“不一定非要上创业板，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的不同和投资者需求，我们还可以协助企业上主板、中小板，或者到香港去上市。”
创投业在国内起步较晚，收益大，风险也高。一个项目运作失败，动辄带来上亿元的投资损失。阚治东在风险控制上有着自己的一套，他长期坚持“不投过于早期的项目”策略，尽量选择已经产生效益的企业，力避投资盲目性。
这一投资理念与国外创投“种子孵化器”模式迥异，有人因此指责他，说这不是真正的创业投资。
阚治东不以为然，他说，孵化器项目运作周期漫长，失败几率也高，对于当前尚不够成熟的国内民营资本来说，投入和产出还难以匹配。“如果有政府引导资金进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项目。”
在闲散资金利用上，阚治东明确，绝不做房地产和二级市场炒作，但考虑资金的保值增值，可以适当选择一些安全边际较高的投资品种，如新股申购等。
这种“稳中有进”的投资模式运行两年多，阚治东执掌的9个投资项目至今尚无一例出现失败迹象。
东方汇富一名业务中层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阚治东联手上交所原总经理尉文渊于2005年成立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公司，由其投资的华锐风机项目现已基本成熟，预计明年即可上市。如果进展顺利，届时阚治东将给他的股东们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
书写个人史
创建东方现代和东方汇富，这已经不是阚治东第一次复出了。如前所述，他的人生经历多次起落。如今，所有的感慨和辛酸，都被他收进自己写的书里。
“里面写的都是自己真实经历的一些事情，”阚治东举例，像第一只A股如何诞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申银和万国的合并，以及很多人关心的“陆家嘴股票事件”和“哈飞股票事件”，在书里都有写到或提及。“可能有些内容在以前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但毕竟自己写，会更详细。”
作为中国证券业的早期创业者之一，当年的阚治东曾见证并亲身参与过中国股市的许多“第一”：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他领导的早期证券公司申银证券也取得了令人咂舌的业绩：1990年盈利还只有500多万元，第三年和第四年就突飞猛进到1亿多元、近3亿元。
阚治东因此被称为“猛人”或“赚钱机器”，但他本人对这两个称号却很排斥。
他跟《中国周刊》记者说，“当然不能把功劳全揽自己身上”，并笑言“那时国内证券市场刚刚开始，甚至连我们买台电脑都可以算是第一”。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盈利涨幅，阚治东的反应也很平淡，“主要是当时证券市场发展势头很猛，而我们作为证券公司在为投资者服务的同时，也以盈利为目标。”
而深创投时期之所以实现较高利润，的确有利用闲置资金打新股、买卖国债和委托证券公司理财。这在当时曾被不少同行认为是“不走正道”，但阚治东至今坚持认为“那并不违法”，他多次向媒体表示，这一经营方式早已获得深创投主管部门的同意，而且，“将闲置的资金利用起来，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赚点钱又有什么不好？”也有媒体把他塑造成证券市场的“悲情英雄”。阚治东说，如果说他是悲情人物，则国内证券业的早期创业者大都属于同一行列，尉文渊、管金生、张国庆等一批人最后都以“不光彩的方式”离开了证券业，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思考。
之所以有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陆家嘴股票事件”和“哈飞股票事件”的认识不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两件事是阚治东的原罪，你人为操纵股价，损害了投资人利益，自然就该受到相应的处罚。也有人察觉出“陆家嘴股票事件”背后的“深沪争霸”因素，认为阚治东是不幸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进而同情他。比较蹊跷的是“哈飞股票事件”，阚治东先是因此被检察院指控“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并被捕进看守所21天，后来经法院审理，检察院又撤回了起诉决定，阚被无罪释放。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玄机？
阚治东在他的书里详细叙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包括他如何被关押，如何据理力争，为自己做无罪辩护，甚至连当时他写给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市长许宗衡及证监会的申诉信，都一一呈现。回想那段蒙冤受屈的日子，阚治东已无任何抱怨，他平静地跟《中国周刊》记者说，“幸亏当年各种交易数据和资料保存完好，让我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也很感谢政府后来给的无罪认定，才使得我今天能够重新出来做点事。”
囚禁与复出
21天的拘禁生涯听起来时间不长，但留给阚治东的却是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用一个章节、近30页文字来专门记载它，细微之处，连上海看守所和深圳看守所吃住条件的不同都有涉及。最终走出看守所时，他强烈地感受到空气中的自由气息，“见到自由走动的人群、流动的车辆，深深感觉到，自由真是太好了。”
如今的民营创投生意也与当年的囚禁不无关系。阚治东说，曾有媒体问他，为何出狱后还要如此拼搏，“坦率地说，并不是为了生计，也不是为了重新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朋友，并且一圆与我共同创业的同事们‘本土创业’的梦想。”
在书里，阚治东这样记录他经历的辛酸，“囚禁生活让我经历失去自由再到重获自由，更是让我感受到人间的冷暖……一批我认识和不相识的人在通过网络声援我，但也有一些过去的朋友却离我而去。”“我在一家企业担任独立董事已有十多年，就在我失去自由没几天，该公司歉意地对我妻子说，他们不得不辞去我在该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即使在我们投资的企业，也短时间内作出了反应，撤换了我的董事职务。”
回眸过往，阚治东说，“不过对我来说，只不过是1997年事件(指陆家嘴股票事件)的重演，心中已不在意。”
以己鉴人
被问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以及“为何此时出版”，阚治东回答得平淡到极点。
“没什么特别原因，平常我自己写写经历过的事，也没想过要出书，但最近出版社极力来约，所以出了。”
或许这种说法只是基于现实层面的真实，胸中蕴藏的情怀则被他写进了书里。
阚治东在《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里不无动情地写道：“这二十年是阚治东的荣辱二十年，也是无数股民、无数证券人的荣辱二十年。阚治东毕七年之功写就，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更是一本鲜活的教材，和对人生的感悟。是对一个去而不返的时代的记录，是新中国股市二十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的沉淀和总结。
“有人称我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悲情英雄，也有人称我们是最早进入中国证券领域的旗帜性人物，还有人说我们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过客。旗帜性人物也好，过客也好，俱已成为往事，但至少我们走过的弯路可以为现在证券市场发展提供借鉴；而我们的成功之处，也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有人总结阚治东跌宕起伏的人生，形容其为“不倒翁”。阚治东反问，“又有谁真正倒了？”他拿跟他一起创办东方现代的尉文渊向《中国周刊》记者举例，“尉总现在也在工作，状态也很好，你能说当年他倒了？”
“没有谁的人生是始终向上走的，你们年轻人可能以后也会遭遇挫折，总不能心灰意冷，躺下来啥都不做。”说着这些话的阚治东今年57岁，依然眼神坚定。
他的办公室位于淮海东路一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