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产权硬伤袭来
保健品饮料行业里，没有被疯狂的广告撞昏头脑的仅剩三人：健力宝的李经纬、娃哈哈的宗庆后和乐百氏的何伯权。
然而，李经纬没能逃脱接下来的一轮经济硬伤。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堪重负，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开始。国资委统计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锐减到15万，减少了40％。减少的这些国企，要么消失，要么就进行了产权变革，转型为民营企业。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大批企业家们被卷进这场洪流，或者百舸争流，急流勇进，或者逆水不前，就此搁浅。
这轮改制中，健力宝的李经纬显得十分无力。
2002年1月15日，在广东三水市的健力宝山庄，这个曾经属于李经纬的地盘上，三水市政府将健力宝75％的股份转卖给浙江国投，作价3.38亿元。坐在一角的李经纬，一脸沉默。就在前一天，李经纬还在为“凑钱买健力宝”而四处求救。
李经纬，从1984年开始，将健力宝集团从一个市办小企业办成享誉国内外的饮料行业老大。年销售额从345万元，发展到超过18亿元。期间，他甚至把广告做上了《纽约商报》。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管理和营销才能的天才，却在企业易主时，没有任何办法。
同样在广东，早在1996年，李东生从惠州市政府手里通过购买企业增值股权的方式，拥有了TCL；何享健从顺德市政府手里整体购买股权，拥有了美的家电。这时，李经纬也已经开始了健力宝的“国退民进”产权回归路。
不是李经纬没有意识到产权改制的浪潮。有一次，他在记者面前，拍着桌子说：“健力宝就犹如这张桌子，总有一条腿是行政上级，还有一条是军心不定，行事涣散的中层，这两条腿很容易垮，我的这点老本也很容易吃光。”
他开始在广东修建健力宝大厦，准备搬迁健力宝集团；他以购买保险的形式，逐渐转移331万元集体资产；他策划健力宝上市……
但是，李经纬终究还是没有从三水市政府手里得到健力宝，犹如失去心爱的孩子，拍卖会上，李经纬仰头滚泪，这一瞬间被在场的记者抓拍下来。
几天后，百里之外，深圳三九集团的赵新先看到了李经纬的这张悲情照片，但是，已经晚了。
此时，三九因收购了140家企业而步伐沉重，企业负债率从一开始的18％猛增到80％。占用上市公司资金25个亿，占公司净资产的96％。三九已经基本失去了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
想当初，军人出身的赵新先，拿着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申请的500万元贷款，和自己历经十年研制成功的三九胃泰药方，在一片穷乡僻野创办南方制药厂。三九集团从开始成立就只是挂着国企牌子，进行着纯粹的民营企业运作，这种机制，使三九发展动力十足，一度成为国企经济样板。正式投产的当年就盈利1000多万元。短短几年间，三九集团的产值从1992年的16个亿发展到1998年的153个亿，成为国内医药企业的龙头。2000年，三九机制被录入中国MBA经典案例库《经营通鉴》。赵新先被誉为“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
这次，赵新先已经无力回天。
面对资金紧缺链条，赵新先感受到了产权之痛，他把问题抛给了政府：“要不，国家出资，解决三九的问题。要不就把产权从国家手里放出来。”
后来，一个业内人士分析说，“上场就是为了进球，如果这一轮场上已经看出来了他不可能进球，状态不好，那教练肯定要把他换下来。这也正是国资委当年的工作重点。”2004年5月16日，时任国资委党组书记的李毅中亲自宣布免去赵新先的职务。2002年和2004年，李经纬和赵新先分别被认定转移国有资产。李经纬因脑溢血瘫痪在床，而赵新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
曾有经济学家预测，对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讨论将成为中国公众社会及政商学界观点分歧最严重的经济话题。对于企业家而言，这场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论从1998年就隐约开始了。2004年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
赵新先被撤职之时，远在内蒙古草原的另一国企老总郑俊怀也加快了动作。
郑俊怀打造了三条隐性MBO通道：其一是华世商贸公司，其二是呼和浩特启元公司，法人代表是郑俊怀本人，第三条通道是金信信托。按照2004年6月30日的数据，华世商贸持有伊利境内法人股2.16％，为伊利第四大股东；内蒙古启元持有境内法人股比例为4.38％，为伊利第二大股东；金信信托持股14.33％一跃成为伊利股份第一大股东。通过这三种途径，以郑俊怀为核心的数位高管拥有了伊利股份20.87％的法人股股权。
2005年，郑俊怀成为这轮争辩中最后一位实验者，同年12月，因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兵败调控大旗
2009年11月，在一个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樊纲说，经济走势就是在不同力量的角逐中，产生着微妙的变化。他的观点是针对今年经济危机下国家的调控政策而言。这个经济规律一样适用于2003年就已经开始的那场宏观经济调控。
钢铁行业的铁本戴国芳，资本市场的德隆唐万新，房地产业的顺驰孙宏斌，都在这个时间失手。
戴国芳几乎就是这轮宏观调控下诸多民营经济企业家失手的代名词。这个白手起家的炼钢大王曾经被寄予天大的希望——“铁本一旦建成，戴国芳就会成为中国首富！”
2002年前后，民营钢铁集体狂欢的气氛助长了戴国芳的雄心，他立志要在钢铁业做出点名堂，甚至要超过宝钢。但是， 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戴国芳和他的铁本正好撞在“枪口”上。2004年，铁本停产关门，戴国芳锒铛入狱。
他被指称的罪过是：审批越权、违规占用土地、挪用银行贷款、偷税漏税。但后来却被定为“抵扣税款发票罪”。
就在江苏的戴国芳被送进监狱的时候，新疆的唐万新和天津孙宏斌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筹钱。他们面临同样的困境：资金急缺！
唐万新，原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总裁。《财经》杂志在评价唐万新时给出的定语是“枭雄”，配以毛骨悚然的一句话：一个清醒地制造危机的赌徒，一个梦想把火山化作金矿的狂人。他不爱穿西服、不爱打领带，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不随意拍照。
就是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依靠三只“招牌股”——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搭建起了一个资本王国——德隆。
几乎同时，天津顺驰的孙宏斌宣布年销售额过百亿。这个年轻的冒险者，早在25岁还在联想如日中天时，就有过一次牢狱之灾。罪名是：“挪用公款”。2000年，五年牢役出来，孙宏斌揣着柳传志给自己的50万元，在天津成立了顺驰房地产公司，三四年的时间，年销售额飙升120亿。
唐万新和孙宏斌有着相似的“赌徒本性”，敢想敢干。这一次，他们也面临了相似的坎：德隆每月的护盘及其他成本已达到上亿元，三年熊市也让德隆压力倍增，危在旦夕；孙宏斌的顺驰则因为资金流转不开，已经圈地无法开工，资金流危机四处爆发。
而此时，国家刚刚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清理新建项目。唐万新试图借助地方商业银行的想法被紧缩了。三驾马车200亿元的市值在十余个跌停后成为过眼云烟。9月5日，孙宏斌以12亿元向香港路劲集团出让55％股份，基本失去对顺驰的控制权。
2006年1月19日，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此案因涉案金额巨大，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案件。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刘贤方博士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政府对待经济的政策总是雷厉风行。譬如救市，就马上拨款4000万个亿。而在美国，政府的反应是相对缓慢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就会有一个和市场相互磨合的时间。不至于因为政策的迅速转变而产生太剧烈的不适应。”
2008年11月，戴国芳出狱。四年后的狱外正在进行另一轮的经济宏观调控。钢铁行业依旧是重点重组对象。戏剧化的一幕是：就在他踏出监狱的前几天，杜双华的民营日照钢铁在媒体的闪光灯下签署了和山东钢铁的重组计划。
复出和蜕变
这些商界的败局，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沉浮，也是中国企业史的重要篇章。
吴晓波先生在《大败局》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式失败”的规律，他认为，这些企业的失败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不时运行于灰色的中间地带，企业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30年后，市场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现在，新剧的帷幕又被拉开。那些当年叱咤风云而后黯然失色的“教父”们又开始出山了。
市场在前进中继续接纳和淘汰着新的或旧的元素。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说，并不是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已在这一代人中失败，相反，是它尚未经受考验。
滕斌圣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生乃至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个“犯过事”的企业家队伍，局面铺得越大跌得也越惨，但是这不会减少他们出狱后再创业的可能，他们有人脉、有能力，重出江山并不难。他举例，譬如孙宏斌就是在出狱后创办了顺驰；史玉柱也是在败得一塌糊涂后再次声名远扬。
滕斌圣分析，“他们还会有很过硬的人脉来聚拢资金，而且阅人无数，有行业的经验和教训，复出后，他们仍然会扮演重要的商业角色。”
吴炳新：重温三株旧梦“我是英雄，我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英雄？”今天，72岁高龄的他，正在不动声色地重建自己的“三株帝国”。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济南报道
11月20日，吴炳新坐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脸上没有一丝疲惫。尽管刚刚过去的六天，他是这样度过的——
上一个礼拜六晚上的11点，结束市场考察的吴炳新，从哈尔滨飞回济南。在济南只待了一天，周一早上6点，他飞去上海参加生态美化妆品的销售会议。周四晚上7点，从上海飞回了济南。吴炳新下飞机后的第一件事，是去理发店理了发，因为第二天上午要接受采访。
这过去的六天堪称吴炳新过去16年的缩影：自56岁创建三株至今，马不停蹄。他兑现了自己63岁时说的话：我要干到70岁。
实际上，他今年已经72岁。他的发鬓已经有些花白，老人斑也悄悄爬上了他的面颊和双手。
不过，这位已经沉寂了多年的老者，仍没有放弃打造百年三株的梦想。
“我是英雄，我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英雄？”在济南市东环国际广场24层的办公楼里，他略显激动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出了这句话。
去年，他将总部搬离了山大北路77号。那是三株神话的诞生地。现在，那处大院变成了一家全国连锁的快捷酒店。
迟到的胜诉
任何关于吴炳新东山再起的故事，都要从那张万言判决书说起。
1998年3月31日，湖南常德中院就“八瓶三株喝死一位老汉”事件，作出三株公司败诉的一审判决，要求三株向死者家属赔偿29.8万元。随之卫生部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三株停产整顿。这份判决书，几乎将三株口服液判了死刑。
而一年之后的3月，湖南省高院对此案作了三株胜诉的终审判决，同时明确“三株口服液是安全无毒、功效确切、质量可靠的高科技产品”。2000年4月，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了关于学习三株党建工作的新闻，长达一分钟。同时，全国各省党报号召向三株学习。
吴炳新将这条中国高规格的新闻称为“平反昭雪”。
这显然是一场迟到的“胜利”。至常德事件终审裁定时，三株的400多个子公司已经停业，几乎所有的办事处和工作站全部关闭，昔日那个年销售额高达80亿、累计上缴利润18亿元、拥有15万员工的“三株帝国”几近崩溃。
“三株”两个字，从那时起，也开始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但是这场迟到的“胜利”，对吴炳新来说，却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精神原点。“如果这个官司不赢，那么三株就消失了，东山再起更是无从谈起。”时隔十年之后，回忆起当年情景，吴炳新仍旧激动不已。
对于任何一个颇有自我期许的企业家而言，老之将至，而未酬壮志，恐怕是比死亡更难以接受的事情。吴炳新是国内最早提出要把企业办成百年老店的企业家之一，而到湖南常德事件，三株发展不过四年，吴炳新却已过耳顺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