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美国经济渐趋好转、欧债危机触底反弹迹象明显之际，曾经“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经济却放缓增速的步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出现两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降幅高达5.2%。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其他指标，如工业增加值、出口额、PMI（汇丰指数）、用电量以及商品房开工率等亦均大幅放缓（或降低）。 对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决策层显然已有预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将经济增长预期调整到7.5%，对于整个“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速更早于去年调降至7%。而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适应变革的世界，因地制宜发挥特色，高水平推进转方式调结构，扎实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 回顾改革开放33年得历程来，我们会发现，如果以短周期为研判区间，则1979—1981年的经济增速6.87%和1989—1991年的5.7%，明显低于7.5%。虽然1998—2000年我国身处亚洲金融危机的漩涡之中，但这三年的经济增速仍达到7.93%。 当然，可以将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危机冲击仍能取得稳定增长，归因于我国应急式的刺激措施，而过于依赖应急式刺激不仅难以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更可能竭泽而渔造成更为严重的经济隐患。 对照过于依赖应急式刺激所可能产生的经济隐患，反观通过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对1979年以来的两次经济低谷短周期的有效破题，我们同样会发现，于当下而言，过度强调技术层面的改革已无济于事，只有尽快形成基础结构层面的改革，才有可能对已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困境的当下经济形成突破，从而有效助推我国经济下一阶段的持续稳定增长。 1979—1981年的经济低谷，其时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已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但直至1982年才得以在全国全面推行。而随着1981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个体经济是国有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推行之后，我国经济随后即迎来了1982—1988年高达11.5%的经济年均增速。 1989—1991年的经济低谷，如从经济层面解读，则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多重因素所导致的改革裹足不前密切相关。面对这一已呈倒退之势的改革局面，改革伟人邓小平再次力挽狂澜，通过南方谈话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并由此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地位，从而直接推动此后20年高达10.4%的年均经济增速。 虽然，在其后20年中，我国屡次遭受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在这一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下，我国仍能通过金融、国企、分税制、住房、医疗等技术层面的改革，使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惯性。
但是，对于当下经济而言，我国经济仍不能再依赖1992年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惯性，仅通过相关技术层面的改革再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了。因为，我国当下技术层面的经济改革，不仅已深受结构性困境的阻碍，而且在这一阻碍之下，相关技术层面的改革更可能事与愿违，从而带来大规模利益输送、腐败、分配不均等意想不到的负作用。作为我国传统刺激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出口”和“投资”已经明显难以为继，而且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汇率升值以及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等负作用亦已明显浮现。 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状况，决策层要再次审时度势，超越前两次堪称全面破题意义的结构性改革：推动转型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大民生保障投入和二次分配改革力度，推动转型期的社会体制改革；通过强化财政纪律、规范税费征收、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并明确货币政策诉求，从而推动转型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唯此，中国经济才能找到到下一个增长路径和引擎，并进入历史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