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9岁才开始创业的管彤贤丰富了“中国制造”的涵义，通过企业放大了自己的家国情怀。管彤贤说：我做企业的要点就是“不拘一格”、“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活力。
他是个老头。76岁。
他又是个新锐。1992年他才在上海创立振华港机（现更名为振华重工），17年由零开始，如今销售额超过350亿元，所生产的港口集装箱起重机不依靠价格优势，进入73个国家和地区，所向披靡，占据同行业全球市场78％份额，将市场由买方变为卖方。
他要在美国请律师以诽谤罪起诉CNN主持人卡弗蒂，因为此人“集无知、傲慢、愚昧于一身”，把中国产品说成“垃圾”。公司一年拿出5000多万搞慈善，条件是绝不接受表彰，不登报，不署名。
在上海浦东一座老旧的办公楼，振华重工（600320.SH）总裁管彤贤从一排书架后绕出来，眼镜厚如瓶底，仍遮不住又重又宽的眉毛。他一张口，纯正的京腔，和许多老人一样，世故、精明、倔强，不断提醒你他和这栋楼的年纪。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公司的朝气。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我过去的生活有幸运也有倒霉，得意过也落魄过，但总的来说，在上海这17年最有价值，没有虚度，也就是说，59岁以后的生活才最有意义。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上没有做生意的，至于家世，我从不愿意回忆，当年的破落地主，书香门第，后来总会经历很多磨难，不提也罢。小时候，我住在西城，七十年前的北京和你现在看到的不一样，如今北京城都废了，我回去也找不到老宅子。唯一的相同点是，它还是个巨大的消费城市，当年就是这样，江南的粮食和绸缎都要运过来。
那时北京还有老秀才、老进士，我就跟着他们念书，学学唐诗宋词，听他们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一代知识分子功底深厚，还产生了许多大师级人物，像胡适、陈独秀，都是学问好，又有胆气，是闯将。今天很多人做学问差些火候，像于丹讲的东西，老先生如果听了，会笑的。
1951年我考入了北京工学院，这是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我是建国后第二批大学生，当时大学生目的都很单纯，读书就为了祖国建设，一点不含糊。虽然是工科，气氛也很活跃，晚上熄灯之后每人都要背一首诗，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再说。古典文学中的美，那时慢慢体会到，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何等飘逸潇洒，“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几句话，人生都点透了。
毕业后我分配到交通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那一年我24岁，毕业刚刚两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心情很苦闷。后来我被送到黑龙江东部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参加劳动改造，那已经是中苏边境。下放的右派，比留在北京的右派日子好过，周围都是一样的人，不寂寞，也没有人歧视你。北大荒当年是很美丽的地方，一望无垠的草原，草能喂牲口，盖房，铺床，我们的生命也和草一样卑微，但是旺盛、顽强。刚到北大荒的时候，大家都弱不禁风，出来之后身体倒好了，就像孙猴子，在太上老君的炉里炼一炼，没有炼化，反而长了本事。
我这个人，一生不欠情，唯一欠的就是我的母亲。她让我懂得坚强，我落难时，身边许多人都和我划清了关系，只有她没抛弃我。老太太活到101岁，2002年刚去世，生病的时候我在上海，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回到交通部，也没有其他选择，除非留在北大荒继续种地。经过这段岁月，我对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有了真正理解，“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篇东西，经历浅薄的人读不懂。另一个发现是，我们的国家自我纠错能力很强，60年前，它面临土崩瓦解，30年前，它也摇摇欲坠，但都站住了。
从此之后我一直在交通部，1992年59岁在水运司、中港总公司船机处做处长，仕途上不算成功。有些报道说我面临退休才选择的去做企业，其实不然。当时交通部对退休没有硬性要求，我可以一直做下去，只是觉得壮志未酬，想干点实事，就来了上海。我对港口比较熟悉，常和人说为什么中国老买外国人的港口起重机，我们应该做出自己的产品，讲了很多豪言壮语。就是为了鼓舞人心，谈不上自信，当时不了解对手，也不了解世界的需求，没想到就一步步做下来了。对我这么大年龄创业，没有人反对，咱们国家的事往往是这样，除非两个人有私人恩怨，否则谁也不会公开反对谁，但是谁也不支持谁。
小平南巡是我们创业时看不到的一个背景，没有小平南巡，我们无法在浦东立足。当时小平很着急，觉得步子慢，建国60年，真正的商品经济是从小平南巡之后开始的，为我们创造了环境。
经营要诀：不拘一格，朝令夕改
交通部同意了管彤贤的申请，通过香港的一家合资子公司投资50万美元，上海港机厂又以一块地皮作价50万美元，成立了注册资金100万美元的中外合资企业。管彤贤带着从港机厂分拨过来的十几个人，在浦东租了三间简陋办公室。振华是个独特的国企，成长中可谓“没喝国家一口奶”，与民营企业无异，它的管理也与国企大不相同，管彤贤至今不要个人办公室，严令“今日事今日毕”，绝不许文件过夜。然而，他从未考虑过企业改制，至今公司大股东仍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包括他在内的企业高管，既没有股份，也不拿高工资。振华深深打上了管个人风格的烙印，他有十四个副总裁，但实际相当于他的十四个助手，从公司自制的“可乐”配方到重大投资，无一不需要他拍板。
我为什么敢进入这个行业？港口起重机的特点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过去主要生产商来自美、日、德、韩，它们技术和资金都不缺，但造一台设备同时要几千个员工，在人力成本上没有竞争优势。而对越南、非洲来说，人力虽然丰富，又没有技术基础，唯有中国具备傲视群雄的可能。
话是这么说，开始的时候，我既缺钱又缺人，所有高管都是骑自行车上班，唯一的轿车用来接送客人，请客吃饭就在街边的大排档，办公室的柜子都是吊在墙上，不能落地，否则桌子就没法摆。
最初我们曾在新加坡参加投标，连续5次，一次也不中，我深深感到中国制造业缺乏品牌。港口机械是耐用工业品，用户看中的首先是品牌，而不是价格。品牌代表了你的质量，它从哪里来？这个行业不需要打广告，只要有大的港口用你的产品，就是最好的广告。后来我们在加拿大打开了缺口，也是通过招投标。最初我们靠的还是价格，和我们价位同样低的还有一家南斯拉夫企业，一看那儿都快打起来了，人家没敢买，把项目给了我们，这是我们卖出的第一台设备，卖了546万美元，比行价大约便宜四分之一。让了些利润，可也不是太离谱。后来我们的第一千台机器还是卖给加拿大，也还是这个价格，承担了200多万美元的差价，感谢他们把我们带进国际市场，这是中国的传统，饮水思源。
加拿大买了我们的东西，震惊全世界，每天都有其他港口的人去那参观，看中国的产品用不用得住。现在我们不需要通过价格抢订单了，鹿特丹港号称“欧洲门户”，它的Euromax自动化码头2亿欧元的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竞标时，奥地利一家集装箱起重机厂的报价比我们至少低5％，但鹿特丹港还是选择了我们。
做企业，许多路难免是被逼着撞出来的。最初我们在运输上老被人卡脖子。港机装在船上，有七八十米高，当时世界上只有一家专业船公司能运输这种产品，从上海运往温哥华，第一次和我们要价95万美元，第二次要100万美元，第三次要150万美元，条件还越来越苛刻，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改造运煤炭的船和油轮，自建船队。
企业发展中总会有突然跳出来的机遇。去年我们的船振华四号在全世界替公司扬了名，这是商船首次击退索马里海盗。其实里面有很大的偶然。为了让起重机装卸方便，我们买来的船都将型深从18米改造到13米，生活驾驶区和主甲板差5到6米，海盗不知道，以为爬上来就进驾驶室了，其实只能到第一层甲板，那批海盗又没穿鞋，让我们用啤酒瓶就砸跑了。但偶然中有必然，必然的就是十七年来培养的创新能力，要是我们没有能力改造船，也就束手就擒了。
说实在的，当年没想过会做这么大，我们是在装备制造业的“中国世纪”揭开帷幕时站在舞台上的。我做企业的要点就是“不拘一格”、“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活力。1997年上市时，我最初不同意，觉得没什么用，上海方面动员我，让我签字也就签了，心里并不太认同，但后来很快发现上市的好处，这就是“不拘一格”，不能自己捆住自己。上市后融资渠道丰富了，监管更透明，而且可以顶住压力。别忘了，我们仍是国有企业，上市之后，领导让你做又不该做的事，可以拿股民做挡箭牌。
我从没请过咨询公司，企业的事，外人都是雾里看花，也没请过经济学家诊脉，如今经济学家都越来越慎重了，在经济学上说实话不容易啊，说深一点，就涉及到制度。
当然，关起门来不行，我们常常组织去其他公司交流。比如三一重工，我去过几次，这个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创新能力强，梁稳根和他的几位高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气，值得我们学习。三一他们有一部分股权投资，这些事我们倒不羡慕，不是说人家那样做不好，只是“钱生钱”的事我们做不了。
这些年来，政策层面对工商界最大的支持，是出台了《公司法》。公司法没有规定党管企业的干部，企业属于谁？应属于出资人，即股东所有，总裁对董事会和股东会负责，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新三会，这才是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主体，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是老三会，它只是一种民主决策形式。
恕我直言，企业里不能搞民主决策。毛泽东有句话我是赞同的：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它不能决定企业兴衰。在企业内少数不能服从多数，否则，不能盈利、发不出工资，谁负责？我按照公司法设立了工会，但是不设职代会，即便将来需设，也只是民意机构，不是权力机构。
什么是工业企业最应该想的问题？第一是市场，第二是市场，第三还是市场。三十年前，我听马洪同志做报告，讲到企业的产品要吃着一个拿着一个想着一个，极有道理，但至今一般的国有企业还做不到，因为不能迅速根据变化的市场进行修正。
前年北京有一批司局级领导来长兴岛参观，问我振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讲笑话：“就是因为离你们远。”没想到他们还写到总结里了。事实上，某些人仍始终不忘“管下面”，要填的报表要50多种，其实领导根本不看，没有用。
我们没想过改制，经营是活的辩证法，没这块国有的牌子，地方上也不认你。公司高管不拿高工资，职工收入差别也不大。领导工资是白领平均工资的2.5倍，我也不担心高管会因此跑掉，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目前做的确实是个事业，吸引人。第二，也没地方跑，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人过了四十岁，重新起个头很难弯下腰去。另外，我们有一系列解决方法，比如“振华功臣基金”，保证高管退休后生活水平不降低。
制造业要找高管，文武双全的少，这是历史原因。公司有一批学历不高的“绿林好汉”一直任基地领导，用好这批人，公司事业才能有成，一台起重机近2000吨，高70米，不是“行伍出身”，镇不住。
对蓝领工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公司特别关心，怎么个关心法，我说了不一定真实，你自己去基地看，从宿舍到厕所，会发现我们都很用心。我本人有很长时间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想什么，现在虽然盈利不多，比下有余，不能“为富不仁”。
再创业
长兴岛，遥遥可见海天之间的钢铁巨人，两臂伸展。在振华基地中，“大”是必不可少的形容词。数万工人围着几十台机器爬上爬下，敲敲打打。尽管是外向型企业，却看不到经济危机的阴影。
然而，尽管历尽风霜，管彤贤内心深处也感觉到这个槛不寻常。他已启动了二次创业计划，向大型钢结构和海工产品转型，2009年5月，甚至为此将振华港机更名为振华重工。他没有退休的念头，还要再次惊险一跃。
去年波罗的海海运指数由1万余急降到1千余，海运重创，数家航运企业进入困境，造船企业今年尚好，明年订单也会下降，而中国的大港口码头，例如天津、上海、广州、大连，因航运低迷，估计1-2年中都不会有新投资。国外的大港口建设也都在收缩中，这些都对振华的主产品集装箱机械有一定影响。
幸运的是，多年来公司产品主要外销，在同业竞争、汇率波动、通胀等折磨中过日子，可算是久经考验，去年合同出口额34亿美元买定了远期保值，等于多赚了7个亿。我们的产品多为大码头基建工程所需，酝酿和设计环评要4-5年，这些项目有政府背景，一经启动，停不下来。另外，日美欧的对手一个个被击败，我们现在涨点价，只要合情合理，用户不会有异议。
问题是港口集装箱机械的全球盘子有限，振华已经占到了78％，向上的空间看得到，要抓紧机遇加速开发钢结构和海工市场，仅海工，一年全球就有不少于3000亿美元投入，足够吃了。1958年毛主席提出过“以钢为纲”，当时是天真幻想，今天我们真正做到“以钢为纲”了，把钢降伏了，以钢为主体，不愁没饭吃。最近我们签了一个大海工项目，是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合同，22亿美元，名义上是和西班牙签的，实际是和伊朗。拿到它很不容易，韩国和日本都在背后争，如果没有中信保和国开行出场支持，我们也不敢做，带着钱去卖东西是解决当前市场不振的好办法。
有人觉得和伊朗做生意风险太大，但其实是最安全的，它有油，不愁还不了账，另外，它崇信真主，真主告诉它欠钱要还。
要维持企业转型的动力，还是要持续创新，而要创新，就要永远保持学习的状态。我最喜欢送给人书，《中国通史》，每个高管都有一套，还把400年来最好芭蕾舞、音乐剧的版权也都买下来，刻成光盘送给他们，你要拿得动，也带走一套。它们不一定直接与业务有关，但都能开阔眼界和胸怀。年轻时，我想看这些东西，却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时间，只能每天看文件了。
这一辈子，我没有崇拜的人。李鸿章、曾国藩、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骞都很了不起，有济世之心，也有济世之才，我很欣赏他们，但谈不上崇拜。如果说信仰的理论，大多都与自然科学有关。能被实践证明的东西，容易被人信仰，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自然科学离“真实”近一点，我一生钟爱“真实”二字，有人送我一本溥仪的日记，我一问是1914年写的，就要了，因为之后他写的日记，都被粉饰过了，没有价值。
之前有人希望我下台，觉得我年龄太大了，金融风暴一来，没人这样说了，需要我这样一个人稳住舵。不过，我终究是要退休的，就是找个满意的接班人太难了，也有一种可能，一旦我离开了，他们的本事也就自然施展开了。
“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
这是昆剧《班昭》的唱词，我常念给同事听，做学问如此，做企业也是如此，能明白这四句话的人，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