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只有鸟儿飞不过，没有浙商走不到。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作为“中国的犹太人”，浙商的商业渗透能力，屡屡让经济学家和各地政府官员惊叹。
“做别人不愿做、不敢做、没有实力做的事”，以及浙江商帮的抱团精神，铸就了500万浙商的商业江湖。
苏N00000，黑色劳斯莱斯。
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特批的车牌，手工打造的顶级房车，给41岁的刘卫高挣足了面子。
5月29-31日，2009浙商大会在杭州举行，数千浙商巨贾云集。将浙商(省外)最佳投资城市特别奖的奖牌授予昆明市市长张祖林、从浙江省领导手上接过浙商创新奖、与宿迁市市长缪瑞林一起参加五万浙商投资宿迁答谢会，江苏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刘卫高可谓马不停蹄。
这已经是刘卫高第五次参加浙商大会。从2005年首届浙商大会开始，刘卫高一次都没有落下。
紧跟高官闷声发财
介绍刘卫高的身份是个难题。在浙江义乌、江苏宿迁、云南昆明，刘实际控制的企业有上十家。3个城市中，义乌是他的起点，宿迁是他的福地，昆明代表着他的未来。
头顶着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宿迁建市十年十大功臣、宿迁市工商联主席、宿迁浙江总商会会长的光环，从老家义乌创办芬莉袜业起家的刘卫高，被称作是明星官员仇和“最铁杆的企业家朋友”。
2004年，受时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等官员之邀，刘卫高北上宿迁，创办了江苏芬那丝企业有限公司，将宿迁当作义乌之外的另一个袜业基地。之后，尝到甜头的刘卫高投资26亿元，新建了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并在商贸城开业时将央视“同一首歌”请进宿迁。刘卫高一举成为宿迁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2007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刘卫高即追随而去，于次年5月在昆明成立注册资金高达5亿元的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发据称总投资350亿元的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
如今，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已经封顶，今年12月就要正式营业。
相对比宗庆后、楼忠福等人，在浙商大腕云集的浙商大会上，刘卫高说不上知名。即使在义乌，刘卫高的芬莉袜业，也被浪莎和梦娜两大品牌盖住了风头。不过默默无闻并不代表没有实力，关键时候，刘卫高可以直接向昆明、宿迁的市委书记、市长反映问题。但刘卫高很少这么做，与大多数浙商一样，他更习惯于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闷声发大财”。
到宿迁、昆明投资后，刘卫高将义乌的几个企业交给妻子打理，但他不会忘记义乌对他的商业精神的熏陶。义乌虽然只是浙江一个县级市，但要在这里出人头地亦属不易。在义乌这个弹丸之地，做饰品的周晓光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浪莎收购了上市公司，梦娜成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袜类产品独家供应商，做相框的王斌买了私人飞机，做衬衫的陈溪见还组建了钱塘航空公司。
浙江商帮发家之路
只有鸟儿飞不过，没有浙商走不到。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这是浙商经常挂在嘴边、也最引以为豪的两句话。
作为“中国的犹太人”，浙商的商业渗透能力，屡屡让经济学家和各地政府官员惊叹。
没有确切的数据，能说明有多少浙商在全国布局。根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早在2003年，国内在浙江省外经商办实业的浙商就已达到400万人。如果加上浙江省内和国外的浙商群体，浙商人数远在500万之上，正是他们构成了富甲天下的中国第一商帮。
来自各地商会的信息显示，截至2008年底，浙商在广东的投资超过2000亿元，每年汇回浙江的现金就超过200亿元。在山东，浙商投资达1000多亿元，其中投资亿元以上的项目就有200多个。即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浙商历年到位投资，也已达450亿元。2008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商控制的企业就有近200家。
在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看来，浙商在各地的创业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浙商在外主要是“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如修鞋、弹棉花以及走街串巷、小商小贩等。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至1990年，浙江常年在省外务工经商人员达100万左右。
上世纪90年代，浙商开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先后在省外创办了一大批“浙江村”、“温州村”、“义乌路”、“台州街”，并开始在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投资，进行“销地产”。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2000年，浙商在外人员达207万。
2000年以后，许多业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浙商，转而“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以及中西部地区各地政府争先恐后地招商引资，吸引了浙商的大规模投资，许多浙商得以在这一阶段，成为足以称霸一方的商业大鳄。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 有研究者把“浙商精神”归纳为“两板、四千精神”，并将浙商的商业才能形容为“遇到阳光就灿烂，遇到雨露就发芽”。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号召全民学习浙商精神，许多媒体开辟专栏进行讨论。如《西安晚报》就曾将陕西人和浙江人进行对比，找出“老陕”存在的33个差距，引起当地不少人的共鸣。
2006年5月，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举行，浙商、徽商、粤商等中国十大商帮汇聚杭州。此次峰会上，浙商的抱团精神，被各地商帮公认为浙商独有的基因。
以温州人为例，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几乎都有温州商会，目前，全国各地仅温州商会已经超过170家。事实上，各地的许多浙江商会，就是在温州商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2004年，温州的神力集团、奥康集团、法派集团等9家企业联合组成中瑞财团，进行房地产开发，曾经轰动一时。次年，新光饰品、真爱毛纺、宝娜斯袜业、万厦房地产等4家义乌企业组成的浙江富越控股集团，斥资3亿元入主上海老牌商业企业美丽华，再度成为媒体热炒的话题。如今刘卫高在昆明投资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亦由25位浙江商人联袂投资。其他诸如炒房、炒煤、炒矿等资金密集型投资，更不乏浙商联手的例子。
到省外投资，能得到当地领导的重视，是投资成功的一大关键，与某些领导关系熟稔，又是一张王牌。在5月29日浙商大会的一个发言中，某省浙江商会会长，甚至当众讲他跟该省领导如何如何熟悉，并不无炫耀地表示，他刚刚跟该领导通电话，帮领导落实了一个投资项目。
务实的政治诉求
“我个人对于浙商是特别的尊敬和敬仰，一个方面是因为浙江人历来都是非常的勤奋，而且也非常富有。另一方面，浙商跟其他商派相比，即使是有钱了，也不想从政，我想这一点也是值得尊敬的。” 在今年的浙商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说。
在时代周报记者接触到的众多浙商中，想从政的确实不多，目前只有传化集团的徐冠巨担任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主席的职务。倒是有包括前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弃官下海。不过浙商虽然无意从政，却颇懂得利用政治资源。时下许多浙商热衷的，就是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中，有12位民营企业代表，和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雅戈尔集团的李如成。此前，广厦集团的楼忠福、万事利集团的沈爱琴、星月集团的胡济荣、横店集团的徐文荣、苏泊尔集团的苏增福等，都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浙商成为民营企业家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最多的群体。
此外，在各地浙江商会会长中，还有3人为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是上海浙江商会会长郭广昌、重庆浙江商会会长郭向东、江西浙江商会会长陈志胜。其他省市的会长，如赵勇强为河北省人大代表，李国庆为河南政协常委，连良桂为天津市政协常委，吴建国为云南省政协委员、昆明市政协常委，叶森林为贵州市政协委员、贵阳市政协常委。陕西、甘肃两省的会长谢秉艾、张国芳，则分别担任过西安和兰州的人大代表。唐山建龙实业的张志祥，曾是十届全国人大河北代表团的代表。
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在全国各地担任省级人大代表的浙商，尚有几十名。浙商人大代表中，还出现了一对夫妻档。在北京创业的浙商俞学文，去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妻子朱丽俐则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
级别稍低的浙商也不乏从政热情。时代周报记者发现，在青海，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有浙商48名。在江西鹰潭，2004年以来，已经有6位浙商当选为市人大代表，8位浙商当选为市政协常委或委员，另有多名浙商被授予鹰潭荣誉市民、鹰潭市劳动模范等称号。在一些地方，浙商因为占据了较多经济、政治资源，已经引起当地人士的一些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