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给寻找方向的人：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
从《生产力》杂志开始，有些工作伙伴和我逐步建起长期的合作默契。 改版的《生产力》杂志，我瞄准中小企业，喊出"实战的经营智慧"，引起很多回响。有一天，《工商时报》副刊主任苏拾平打电话给我，说余范英发行人想认识我。 余小姐看了我一篇文章--《义气的朋友》，想见我。认识余小姐，开启了我人生新的一扇门。 一九八七年左右的台湾，事情真多。 解严。大家乐。股市从一千点开始起飞。报禁即将开放。 那是一个连皮肤都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震动的时候。 因为和余小姐有了虽然只是一面，但十分投缘的谈话，所以后来要离开《生产力》的时候，就想到打个电话给余小姐，问她是否可能介绍我见一下余纪忠先生。 余小姐一口就答应了。 一个天色阴暗的星期天早上，我去余纪忠先生家里见他。 我跟余先生说，我想编《时报新闻周刊》，相信自己可以给这本当时创刊有段时间的杂志，带来些新的面貌。 以前都是在传闻中听说余先生用人的魄力，那天亲身体会。余先生听我这初见的人说了半个来小时，立即同意，要我马上以副总编辑到任，再升我为总编辑。 后来，我以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为《时报新闻周刊》改版。 《时报新闻周刊》算是一种过渡。真正意义上，半年多之后，余先生要我去接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经理，是我的第四个工作。 和《生产力》杂志阶段不同的是，这次我不只是负责一个有实无名的利润中心，而是一个有实有名，并且还有相当规模的公司。
一九八○年代末的台湾出版市场，正要设法和国际接轨。余先生充分支持，又有时报资源的后盾，接下来我有了各种尝试、开展的机会。 一个大学毕业后应征无门的人，花九年时间，前后经历四个逐阶育成及衔接的职位就来到这里，不能不说幸运。 幸运到我都没觉察到自己有多么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