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给寻找方向的人：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
我说，那好。 不知怎么，从小我就觉得"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中，有一种美感。 把自己认作是双鱼座的时候，觉得这都是爱好梦想的特质在作祟。 我就这样身无分文地回到台北。一位叫柳耀中的朋友接济我，在兴隆路跟一位二房东分租了一间屋子过了几个月。 当时在党外杂志《八十年代》上班的二房东，叫郑丽淑。她看我每天在家里和太阳对望不是办法，说长桥出版社的老板邓维桢常去他们公司，在找英文翻译，问我要不要试试。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成为长桥的特约翻译。再不久，他们有个编辑的位置出缺，我补进去，正式进入出版业。 长桥这第一个工作，给了我当一个编辑的完整基础训练。 尤其，借着邓维桢先生要我开发一个英文学习杂志的机会，我大量阅读了各种国外期刊，还去台大的研究图书馆读了整整十年的《时代》（TIME ）周刊，把一篇篇值得参考的文章影印下来。
我不只从头学了一遍英文，后来做编辑的视觉美学思考，也和那段时间的吸收有关。 创立《世界地理杂志》的陈明达先生，找我去筹办一本科技刊物《2001》，使我第二个工作有了独立主持编辑部门，实际动手编一本杂志的历练。 在《2001》的时候遇见一个日本人，请教他为什么日本读书风气那么盛。他说日本没有资源。我说台湾也没有。他说哪里，你们稻米一年可以产三次呢。 他那句话，给我的震撼很大。我体会到人不要妄自菲薄。原来一天可以工作十二个小时的话，之后就更练习工作到十六个小时以上了。 第三个工作，我去了《生产力》杂志。这原来是中国生产力中心几十年历史的内部刊物，石滋宜博士和副总经理万以宁，想要改版，面对市场。 黄明坚因为我当时失业，介绍我去应征，接下了试用三个月的改版任务。三个月后，石博士要我正式负责《生产力》杂志，不但要管编务，还要进一步为发行和广告业务负责。总之，当一个利润中心的主管，也可以说是负责一个有实无名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