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下一秒，谁将改变世界：货币变局》
英国以金本位制度为撒手锏拖延时代末日的来临，时刻提防任何威胁英镑领袖地位的不利因素。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再次打破了英国的如意算盘。 1929年，世界经济刚刚从一战后喘了口气，就迎来了经济上的大崩溃。在大萧条发生前，世界的金融体系已是暗波涌动，不安定因素如同货币幽灵，吞噬着金融市场毫无经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 英镑为维护金本位制度恢复平价，不得不“死鸭子嘴硬”硬撑着拔高，这种揠苗助长的方式，是公然与市场力量唱对台戏，必然会导致英镑定值过高。英国的高汇率和高利率对英国自身的伤害极大，削弱了英国实业的国际竞争力，英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 而与英镑的水分过多相比，法郎又过于“看贬”自己。 一战后，与英国、德国一样触霉头的还有法国，法国一样躲不开“货币供应膨胀，负债累累，税收有限”的财政困境。法郎不断贬值，法国当局却把不到要点，正如凯恩斯在《货币改革小议》中所说的，“每次法郎贬值的时候，财政部长总是相信这绝不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他把贬值归因于证券交易的走廊里有外国人，归因于不健康的、邪恶的投机力量，这种态度，和那位把牛有病归因于‘狠毒的眼光’、把下冰雹归因于祭神的贡品不够量的巫医的态度十分接近。”不能对症，自然不能正确下药，1924年9月—1927年7月，仅财政部长就换了10任，但没有一个财政部长能还法郎一个公道。
英镑定值过高、法郎定值过低的结果是：法国当局手中聚集了大量英镑，如同捧着个烫手的山芋，让法国如坐针毡。 再者，不管《凡尔赛和约》有关贷款的要求是多么板上钉钉，由于战败国体质虚弱，战争赔款的机制变得极为脆弱，几乎是靠美国向德国贷款这样一个单行道来维持，一旦美国因为心情不好而终止贷款，获得战争赔款就变得异常艰难。 大萧条的发源地在美国，美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到20世纪初，被繁荣催化的美国，信贷业务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于很多人来说，信贷就像一个宝盒——只需花费一部分现金就可以购买高价的消费品。低付出与高购买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信贷乐此不疲。为支持英镑回归金本位制，纽约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也维持着较低的利率，消费热很快向投资领域蔓延，土地和股票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投资，这为1929年的大萧条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投机狂潮愈演愈烈，连擦鞋匠、保姆、服务生、家庭妇女都参与其中，似乎炒股才是时尚，谁不炒股谁就落伍了。而后来不断涌入的这些股民，他们既不懂经济数据、公司财务，也对市场分析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投到股市里。大脑中只绷着“赚钱”一根筋的人或许没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谁来接盘？此时抛出去的股票谁有能力吃得下？冲入股市的人越来越穷，股市后继无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