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培:很多。比如李嘉诚先生,我以前没有见过他,后来偶然有机会见他,这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个人,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另外比如柳传志、郭广昌等。
经济观察报:这些人身上什么东西最打动你呢?
蒋锡培:他们长期保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始终充满激情,这点非常不容易。当然他们很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都值得借鉴。还有他们持之以恒的追求,任何一个时期,如果他要放弃的话,就没有后面的辉煌。还有他们敢作敢当的精神,我的总结是敢冒风险,也敢于承担责任,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经济大形势,会不会对你以前的一些想法造成影响?
蒋锡培:以前的想法很多都过时了,很多想法受到环境的限制,客观条件变化了,你自己的想法还不跟着变,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你同哪些人在一起,他们的想法也会影响你的想法。
经济观察报:比如你之前一直提的主业加投资的理念,在世道不好的时候,“投资”的想法很容易受人质疑。
蒋锡培:大凡成功的商人,很少有不走点弯路交点学费的。但这一定要在你的能力承受范围之内。超出你能力的时候,一个决策失误可能就是致命打击,可能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此时决策要慎重。
我提出主业+投资、主业+基金的发展方式,也是考虑到一个企业可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诱惑,又不可能所有机会你都抓到,但是你还要争取去抓。
作为远东而言,十八年的历史下来已经有三个产业:电缆、医药、地产。我再也不能去收购、去控股甚至全资投资去做另一个产业,尽管经常会碰到非常好的项目。后来我们就确定,我们要聚焦把这三块做好,但是很多机会也不能眼睁睁地丢掉,我们要考虑能不能参与一下。一方面,作为商人来讲,我们追求更高回报;第二,也可以通过一些投资去帮助那些创业者。我们今后还会循着这两条路子走下去,只不过确实要非常慎重,不要让你的投资影响到主业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这种模式现在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这种模式可能在前几年获利丰厚,但是在今后几年可能面临着颗粒无收的情况。
蒋锡培:原来做实业的公司转成一个投资性的公司,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觉得主业没有投资好,想放弃主业。实业家转变成投资家,是一个巨大的角色转换,这需要另一种智慧。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这样的主业加投资公司。像我们这样的创业型的企业家,原来的主业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也有很浓的情感在里面。
在任何时候,主业和投资结合好了以后,可能会比单做一个获得更好的回报,发展也会更稳定。但这里的“度”要把握好,比如现在做投资,你还去投资没有上市的公司吗?现在这个时候投资没有上市的公司,相对投资已上市的公司风险要大得多。很多公司的市盈率已经很低了,而且上市公司的财务更规范和透明,投到这样的公司中,风险会小。非理性的投资是对财富的亵渎。投资可能会很多元,这时候一方面公司内部有专门的决策机构,同时也要更多地借助于中介机构。
我们现在是全力以赴把三块主业做好,还有资源也会继续寻找机会。
经济观察报:上溯十年左右,所有的企业家都会说,他有浓厚的产业报国和做百年老店的想法。但是后来这种想法慢慢发生改变。比如2008年朱新礼就选择了把自己的公司卖掉。告别百年老店想法,而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观念的变迁对你的冲击大吗?
蒋锡培:有冲击,有冲击,朱新礼是我商学院同班同学。
我自己也思考了下,我觉得企业一直经营下去还是中途把它卖掉,都无可厚非。股东和企业最高决策者们自己知道,是自己经营下去好还是卖掉好。所有其他人都不会比他们更了解这个企业,也不会比他们更有情感。从了解程度、利益相关程度和情感程度来说,哪一个人能超过创业家本人呢?
经济观察报:2008年的各种情况让你感到压力了吗?
蒋锡培:最大的压力还是大的环境氛围。主要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下的政策法规、舆论氛围对企业家的压力远远大过全球经济危机带给企业的风险。
经济观察报:在远东附近地区,有上百家电缆企业,有多少能挺过去?
蒋锡培:我觉得可能会有三分之一活不下去吧。
经济观察报: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蒋锡培:我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企业家。所谓的好,是对方方面面有贡献,而且一定要有口碑,这个很重要。口碑也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当中,你要赢得人家的尊重,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定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要比常人付出得更多。
经济观察报:你会羡慕其他国家的一些商人吗?他们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蒋锡培:不同文化和不同背景下的企业家,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社会对他们也有不同的评判。现在而言,我觉得有很多外国企业家会羡慕中国的企业家,因为中国在未来会是一块最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