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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餐馆一直开下去
《中国商人》：开了这多年饭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郭培基：我这人是这样的，钱是次要的。作为一个生意来讲，一定要把它做好，它毕竟是一个事业。应该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这是个主题。一个人的品质和道德放在第一位。孩子们有的学得好，有的学得差，我不以他成绩的好坏论人的好坏。同样用这话套我的生意，我不以赚了多少钱论好坏，而以我的这些人好坏论好坏。首先是人，我是这样的。
《中国商人》：你希望你的儿子孙子一直把这个饭馆开下去吗？
郭培基：是这样的，这样他们吃饭的问题好解决啊。但是这个问题不由我管着啊，我希望他开饭馆，小三他搞木器了，他搞成了。这好啊，但是我嘱咐他你要多赚钱对待客户要负责任，你不能蒙人骗人，实打实。那小三做买卖有这个好处，是赚人钱了，但他给人讲，你愿意要你拿回去。你摆三个月说你不想要了你拿回来，我如数给你钱，你还给我这货。可就是这样做下去，他的生意站住脚了。
《中国商人》：你这话很有道理。
郭培基：有没道理我不知道。但我家里这些人，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我店里这些工人们，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事，我叫他都有满意的解决。不合理的我也认为是合理的，一个服务员说她们家盖房了，没钱。她一个月工资一千五，不够啊怎么办？我说我给你两万。问题解决了，我认为这个不合理的也合理了，这是好的。
《中国商人》：这一片老胡同里就你这两家餐馆吗？
郭培基：原来开到过六家。现在还有一家满汉全席，其他都关掉了，算上我的一共就三家了。
kelvin zheng：把上帝给你的东西发挥到极致！
《中国商人》：就你在国内和国外的经历，你如何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化？
kelvin zheng：刚才你讲的三十年，我也讲我的理解。从1977年开放到现在刚好三十年，我觉得应该分几个阶段。从1977年到1980年代，这个阶段相当于解放生产力，把以前的绳绳索索都砍断，大家突然意识到还可以自己做生意。还有个体户的概念，个体户刚出来的时候地位很低下的，现在好像很少有人鄙视商人了。目前实际上是一个商业社会，这个转变过程我体验最深的是中间咱们有一段脑体倒挂的时期。当时我们觉得很困惑，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现在基本上都理顺了，大学教授的工资都很高，这反映了一种成熟吧。
总的来讲，我觉得国内跟国外比，咱们相当于商业社会的前期，由于同时处在信息时代，有点大杂混的感觉。从观念上来讲咱们已经是市场经济，从发展过程来讲，咱们的精细化、专业化还不如西方。比如说在公司的管理上，包括一些看法上都不如西方的精细。但国内有一点是机会好，增量比较大。回国前我给朋友们说，西方的饼要增大已经很难了，而中国这个饼却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你想咱们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多的人口，可能要十年到十五年才能变成美国、日本那么大的饼。这个增量是在近期要产生的。而在西方国家，你基本上是看不到增量的。然后你玩的人就那么多，比如你1万个人，10万个人一玩，假如这个增量是100个亿，从理论上一平分，你每个人能分多少？西方也有机会，但是西方的商业已经很定型了。我刚开始念书在加拿大温莎，温莎市政府一座楼盖了两年，而在中国十幢楼都不止了。
在中国每天都有新机会
《中国商人》：一幢楼怎么会盖两年呢？
kelvin zheng：第一个人盖的也细，我觉得那边的微观效率没有这边高。我们有个邻居修房子，他是怎么修的？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你们15分钟就要来一个brsak(休息)。就是说十五分钟有一个休息，喝点咖啡，然后接着再干十五分钟。而中国的建筑工人怎么干的，恨不得十个小时都不休息，连午餐的时间都不停。所以这个微观的效率怎么算，中国这边比较快。还有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做建筑设计，他的公司有两家设计院。一家在郑州，一家在西安，应该是西安最大的私人建筑设计公司。有个博士后是他的副总，他们去欧盟跟当地的一些设计事务所做学术交流的时候，一问别人特别吃惊。他们70多人的公司一年做20多个项目，而欧盟同样规模的公司一年能做五个项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反映了什么概念？第一人家惊叹你有那么多的楼可以盖，第二你的效率真高。这里有两种因素，第一个说明我们确实有那么大的经济增量有那多楼要让你盖。当然我们没有人家做得精细，我们的楼有的二十年就废掉了，人家人家盖的是百年的楼。通过这些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国内国外各方面的差距。
还有一个就是国外的人特别热捧中国。回国前，我们想做一个和汽车相关的项目，我跟当地一些厂家聊天时发现，他们这些人听说去中国做一些事情就两眼放光，马上说带着我一起玩，一定要带上我。就是这种概念。我跟一个香港人聊天，他也是谈到怎么回国。我说按照目前这种增长速度，我判断中国至少还有15年的发展，那个香港朋友认为，决不止十五年，应该有三十年。所以现在你看到有很多香港人在大陆定居。还有刚才我那个朋友，她是个女博士，她的男朋友是荷兰人，两个人的浪漫故事已经中断很多年。考虑到必须有一个人做牺牲，那个男的为了追求爱情，来中国在西门子工作。后来我们聊起来问他在欧洲和中国的感觉怎么样。他说完全不一样，在荷兰感觉很平稳，但是在中国每天都有很多新机会，感到很兴奋。
中国的“快”与世界的“慢”
《中国商人》：这几个故事其实说明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一方面，从短期来看到我们的机会很多，效率很高。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那种慢，可能带来的是长期的高效率。比如一个城市的景观，我每个楼都盖了很长时间，都有自己的风格，整个城市的综合价值就很大。
kelvin zheng：你说得对。太快的速度必然带来质量问题，你像一条路，很快修起来，过两天又拉开一条口子。这样的事情很多。你谈的这个问题相当于整个国家的效率问题，在美国加拿大那帮人一周恨不得只干四天半，然后动不动就要休假。但为什么他国家的整体效率高呢？后来我想，他的商业环境决定了每个人的单项效率不高但是加起来整体效率就高了，这属于另一个范畴了。
《中国商人》：你在加拿大研究的都是哪些领域？
kelvin zheng：实际上我出国主要有三个理由。出国留学是小时候的一个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也想出去看看，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人家是怎么做的。而且做IT这个行业西方是龙头，你必须去看看当前的最高成就，这边怎么回事那边什么情况，看完之后你就通了。这是我出国的原因。出国之后，我刚开始选的是计算机专业，同时申请了一个MBA，后来我又放弃了MBA。放弃掉的原因是时不待我，念个两年实习个三年五年就过去了。后来朋友也讲，他说你想去打工的话，MBA是个敲门砖。但如果你要去创业的话，你还不如放弃掉，而且中国机会那么好。现在看来放弃是对的。
《中国商人》：在国外那几年，西方的商业环境等方面有没有什么给你印象深刻的事？
kelvin zheng：有。我读硕士的时候，有两个办法可以拿学位。一个是做论文，一个是修学。我选了论文，这个比较难。当时我有一个想法，第一我想知道西方的研究是怎么做的，西方的科研成就那么高，它的原因在哪里？第二我要在西方的大公司去做一段时间工，看看西方的公司是怎么搞管理的。我后来的体会，第一西方的科研水平为什么能不断地提高，是它的体制好。比如做论文他给你设定了一个规则。它不分国内水准国际水准，也不分国内刊物和国外刊物。因为它的国内刊物就是国际刊物。这是第一个不同。还有在做论文之前，它先给你一个方向，选题的时间是八个月。你要沿着这个方向找一百篇论文，如果你找的论文超过一百篇，说明你的题目定大了，你不可能读完。如果只有十篇，那你的题目就定窄了。然后一百篇你要通读，其中的二三十篇要精读。这样你就知道目前的国际前沿成果已经到什么水平了，你的论文一定要是站在别人的肩上。它这个科研体系的制度设计是层层推进，像人梯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上去。看起来每个人的贡献都很小，但它几乎可以把全人类的工作所有人的成果累加起来，这种搭天梯的方法很好。我现在理解政府该干什么，就是把商业环境搞好，把规则设计好。我们在想美国人又懒又笨，为什么美国那么发达？出去之后你就明白了，因为它整个国家的效率高。就刚才说的搞科研，一个简单的版权制度，如果你不注明出处，就有很多人唾弃你，如果你是一个有名的教授，可能教授的职务都被拿掉了。这就比较严重，所以大家都遵守这种版权制度和治理成果。你在这个领域一生中可能只发表了10篇文章，但是1000个人加起来是10000篇，这样不断推动越来越远。再看它的工业和科技的接口，这也是我关注的地方。科技永远是要领先于工业，往往是我买来两年前或半年前的科研成果拿来转化为实业。然后工业有工业的规则，比如搞软件，它往往是上千人编一个软件。怎么管理呢？你看IBM一半以上是管理人员，一半以下是搞软件的。我们是每个软件工程师都是一个艺术家，IBM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工人，我就做你交给我的事情，但决不走样。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的一个GM。一道一道程序，一个残次品下来，我的朋友给修好了。结果受到了同事的唾弃还被主管大骂一顿。他的理由是：你破坏了这个制度，同时你耽误了你该干的事情，最后，你的上线继续犯错误但他却不知道。这样它整个社会的结构就像一个一个方块累加起来。每个人干自己该干的事情，整个社会就很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