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开饭馆为解决生计
《中国商人》：你老伴跟你到北京后在哪里工作？
郭培基：华侨大厦，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宾馆。她不会外语就在华侨大厦里面打下手。后来到文化部机关食堂和环保所幼儿园当厨师，她做菜的基础已经有了，过来过去总在这个行业里。
《中国商人》：你们在餐饮业这么多年下来，也算是国家的正式工人了？
郭培基：是这样的。我老伴辞职开了这个饭馆，作为我来讲我几十年的工龄，不忍心扔掉这长期工。
《中国商人》：1980年，你们怎么会想到开餐馆的？
郭培基：这首先是政策允许，邓小平的伟大吧，改革开放邓小平一手操作的。经济领域改革这个大的政策提出来了，然后才有私人做生意，农村里头的包产到户。我的工资低，孩子多，经济上是困难户。那时候老大老二都有了工作，小四小五也中学毕业也长够个儿了，需要找工作。人要是处长，或者是那个部门的厂长经理，这好分配。我是个炊事员啊，认识的都是做饭的，我去找谁啊。小孩们要找工作先得到街道办事处登记，等分配。分配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再找工作。这个问题不单我是这样的，这是个社会现象。即便上山下乡的回来了，也存在找工作的问题。为什么有上山下乡，就说明当时的就业压力已经很大。就是现在找工作也是个大课题啊。
那我一开饭馆，对于我来讲，情况改变了。我是缺人，我做菜的要一个人，切菜的一个，涮碗的一个，服务员一个，还要一个采买的，你看一下子就要6个劳动力。我的人都在家里，还不够。上班的回来，也得忙活忙活，打打工。当时老大老二老三都找了工作，光小四小五帮忙开不起这个饭馆来，怎么办？把我这些孩子们都叫过来，开饭馆吧。这样我一大家子找工作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美国大使馆替悦宾做广告
《中国商人》：据说你们开业第一天就卖了一百多块钱？
郭培基：几十块钱吧，老伴给我说数钱数了五十多块，她后来又给我说是38块钱。
《中国商人》：你的第一家饭馆有多大，是租人家的店面吗？
郭培基：是我的宿舍改的。我的宿舍是四合院里的三间房子，拿出一间做餐厅，两间房子还住人。又盖了一个小厨房，餐厅里只能摆四张小桌，坐上一二十人就满了。当时这么大的北京城，有上班的领导层，有工程师，有文艺界，有工人，讲吃的，讲喝的到这儿来，不用说这么一个私人饭馆，就是十个也装不下哟。它自然这个饭馆就显着特别火。甚至还得排号等座，也排队。先是人家在这儿站着等，我想要吃这个菜，我站着等会吧。后来又产生问题了，你说你先来的，他说他先来的，有争议。那就想了个办法，你来了给你一个号，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给人家号。排上的人在吃饭旁边有人站着，也不好啊，也分号，你在餐厅外头先等着。四个人吃完了，进来四个人，一个人吃完了进来一个。因为吃饭的人多，餐厅太小，就产生了这些办法。这样的情况被媒体介绍传开之后，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听到消息，也来看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什么样的。不光是看，他也尝一尝。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北京每个饭店的标准不一样。而各国使馆里的人，他们是代表国家的，钱太多了。他要在北京饭店吃一顿，得40块钱一个人。可是我这饭馆刚一开，一个人才一块多钱。
《中国商人》：当时在你这儿一块钱能吃些什么菜？
郭培基：啤酒三毛九一瓶，我的炒肉丝，五毛六，炒豆腐一毛二，米饭才几分钱。他一个人吃个炒豆腐，一瓶啤酒，才多少钱？不到五毛钱他吃得很好。而我做的菜，味道非常好。他要吃个炒肉丝，一个豆腐，喝一两二锅头，更便宜，不到七毛钱一顿饭。可是外国人你到了北京饭店，最低消费40块一个人啊！
他们也想象不到我这个饭菜是这个价格，看到很多人在这里吃饭，也想尝尝。他就对我说：“老板，我一个人十块钱能吃下来吗？”他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个美国人。那我只有答应。他一吃这个饭菜很满意。于是美国大使馆做了个小宣传。他画了一张地图，由大使馆区一个箭头，指到了翠花胡同悦宾饭店，他那地图像桌子那么大还给了我两张。他把地图送给与自己友好国家的大使馆，于是各国大使馆的人都来吃饭。
可是我们的店堂就那么一点，就是美国大使馆的人来了，我现在的两家店里都坐不下。当时我记得，今天中午这一餐，这个大使馆来吃。明天，那个大使馆来吃。就那四张桌，成“一字”行合起来的。那时候还是小木凳呢，坐这儿大伙吃一顿。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排队一直排到多少天以后。这样一来北京零散的食客就少了。人家预定的要来吃，我们也不能谢绝。人家给了这个价钱，我们也不能说我就要你一块钱。就这样十块钱一个人，后来他们涨钱。有的给二十、三十，有的给六十。
《中国商人》：十块钱一个人这是1980年的事？
郭培基：对，80年，81年都是这样。给二十三十，给六十的也是这个时候。你像今天中午这桌是由深圳打来的电话，要在这里吃饭，那时候都属于这种情况。当年还有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订菜的，我下飞机，第一餐在悦宾吃。你给我订多少钱？我们最高三十块一个人，他说我给六十块钱一个人吧。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物价非常低，对于他们来讲非常便宜了。可是对我们来讲这是个笑话啊。你几毛钱吃饱了他就给十块，还有二十三十的。
《中国商人》：当大使馆的人都来吃饭时，你一天的营业额有多少？
郭培基：你比如说他吃一桌菜，我收他一百块，这一天中午两桌，下午两桌，就是四百。
副总理前来拜年
《中国商人》：当时生意这么火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担心的事情？
郭培基：你提的这个历史问题是真实的情况，当时我不愿意丢掉我的长期工。就你这一问，我的孩子们请了假来帮忙，也是一个问题。那孩子们还得上班怎么办？于是就把老家的弟弟妹妹们叫来给我干活。一二年以后，北京城私人餐馆由萌芽到雨后春笋遍地都是。嗬，多极了！人家都雇工了都辞职不干了。那我也雇工了，于是我老伴也辞了。我的老大原来是汽车修理工，老二是做饭的，老三是裁缝。这些孩子们先是临时工，帮帮忙就走，后来也都辞职长期在饭馆干上了。只有我始终没有辞职，现在我还有退休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