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买单：我们到底消费的是什么》
翻译器
20世纪50年代，一位身处郊区的家庭主妇玛丽安?济奇作出了大胆的预测：一场巨大的洪灾将会毁灭世界。她指出了具体日期，并且说出了预言的来源：从克拉里昂星球来的外星人。她说，这些外星人还告诉她，她和她的追随者将从这场灾难中获救，并被飞碟神秘地带走。济奇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她和她的追随者行踪隐秘。他们没有招募新成员，也许是因为乘飞碟逃脱的人太多不是好事情。总之，她相信她所相信的。 但她是错误的：没有洪水，也没有飞碟。 不过，济奇并没有简简单单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她和她的追随者为了挽回面子，出面进行了解释，当然详细内容也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济奇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第一次，她联系了新闻界。事实上，她让她的所有追随者都联系了新闻界。面对着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似乎无可争辩的、表明他们是完全错误的证据，他们的反应却完全相反：他们坚持自己是正确的。他们不再满足于保持其重要见解的自我认同。他们对每个人诉说着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成了福音布道者。 社会心理学家莱昂?费斯汀格对这一切都进行了细致而实时的研究。事实上他已经预测到济奇及其追随者就会这么做。从本质上讲，他们已经无意识地给自己的行为生成了某个理由，无论现实中是否明明白白地存在着相反的证据——这就好像很多烟民，他们知道香烟是很危险的，但是仍然会提出别的东西一样危险的理由。费斯汀格将这一现象称为“认知失调”。此外，他还认为，济奇及其追随者没有变得更加公然地坚持他们是对的，并不是不管绝大多数与此相反的证据，而正是因为有绝大多数与此相反的证据存在。“如果可以找到更多的信徒，那么他们的信念和事实表明预测并非正确之间的不协调，可能会减少。”费斯汀格写道。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龙斯，其研究的基础建立在费斯汀格的研究之上。他认为我们常常会调整信念，使事实合理化，以便自己让自己明白：“我对自己知根知底。”达特茅斯大学教授迈克尔?S?加扎尼加在他的新书《大脑的过去》（The Mind?s Past）中考量了这些观点，并且加入了他在神经系统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一个有用的概念：“翻译器。” 人类的大脑有一种功能，能够让我们弄清这个世界的意义并且建构一段关于我们生命的连贯的叙述，就像萨尔特曼提出的一样——尽管这样做有时会产生判断、知觉和记忆的错误。翻译器就是加扎尼加给这种功能冠以的名称。心理学专业的随便哪个学生对这些错误之源都非常熟悉。还有“确认性偏见”，使我们更加重视那些和我们现存的信念相符的信息和观念，而忽略那些和我们原有信念不相符的。而且我们倾向于高估自己对生活中的幸运事件的控制，而削弱我们对不幸的事件应负的责任。天气炎热时，人们更容易生气，而这时人们就会将这种愤怒归咎于任何意识被充分训练而相信的某个“目的对象”，而不是完全无关的施加非意识影响的因素（天气）等。济奇的故事只是翻译器巨大效用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而且显然相当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