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美：谁占制高点？
在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做采访的那天，我特意在伯克利分校的校园里转了转。五月初，正是美国大学快要放暑假的时候，而在校园北门和有名的Sather Gate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地标之一，一小群示威人士一点不得闲，或静立或吹打呼号，示威也示得满惬意。他们是伯克利分校的合同工，经济危机下，饭碗不能自保，故向校方示威抗议。受损必有受惠。我所要去的劳伦斯实验室，正是经济危机的一大受惠方。
在奥巴马开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方案中，若干款项就拨向进行能源研究的院校和研究机构，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当然在其列，而且其主任——朱棣文不久前更直接被奥巴马召唤到华盛顿出任新一任能源部部长。
David Fridley是该实验室能源与环境部中国能源小组的研究员。跟前两天在硅谷见到的企业家、VC不同，David是一个对所谓的新能源概念、技术概念不太感冒的人。他先声称，“我们这个部门并非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去扩大所谓供应量。”他认为，通过对现有能源的高效利用完全可以做到更便宜、更清洁，“有时人们管这个那个都叫清洁能源、绿色能源，我怀疑他们只是出于市场需要，比如想要拿点补贴什么的。你跟硅谷的人谈，他们总在给你鼓吹他们的技术，可是技术并不是第一位的。”David在中国居住和生活了20多年，对中国的能源使用和环保监管现状相当了解，知道存在大量技术闲置与浪费现象。“一项先进的技术被引进和运用到一个错误的环境中，它仍然是低效的。”
所以他一再跟我强调，现在对于中国能源运用最切实也是最重要的不是发展可替代能源、也不是追逐新潮技术，而是节能减排、提高现有能源使用效率，同时改善环保监管体系、投资于人力资源、软件以及管理。他说，后面几项软投资“是中国特别应该向美国学习的地方”。“千家企业计划，”David突然用中文说出这个特定词，“就是我们项目组跟中国政府合作的一个范例，要求耗能最大的千家中国企业在‘十一五’期间实现节省1亿吨标准煤。”
作为一个中国人，美国能源基金会高级副主席、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主任林江当然更加深谙中国环保、新能源事业中的短板所在。在旧金山他那装了各种节能装置与材料的办公室里，林江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他指出，中国对新能源发展仍然缺乏一套长效机制与安排，比如怎么增强国家在这方面的基础研发能力？比如怎么让补贴机制更市场化、更具体而不是现在的财政化且笼统？他说，中国政府部门里新能源与环保人才的欠缺是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很大一个掣肘。“比如本来加州这边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传到中国，我们抽调出人力去做了，但中国方面却找不到人对接与配合。”
林认为，美国传统汽车业如今的全盘覆灭是值得中国吸取的一个很好教训。“为什么底特律现在不景气？就是因为整个行业都放弃远见，被既得利益捆绑。1970年代美国第一次定燃油经济性标准，但到了2007年，才第二次修订。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底特律产业势力多年一直通过它们在国会的力量抗拒变化，不管是抗拒经济性用油车标准，还是抗拒全国健康计划，最终走进死路。”
“新能源这事必须需要有远见的人站出来，超越传统既得利益，带领大家往前跨一步。”林说，现在奥巴马和朱棣文，正是美国这样的人物。而中国呢？他认为，中国并不缺乏来自高层的新能源意识与战略，但是由上至下传导过程中，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治理与监管能力不够，导致效率损失严重。
“所以，尽管是同时意识到新能源战略之重要，中美两国看似也在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但美国因为它各方面的基础体系强大有效，一旦跑起来会很快。”林江说。
在硅谷采访新能源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去拜访了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吴锡九老先生。
吴老先生是1930年代生人，解放前赴美留学，1956年追随钱学森回国。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吴锡九既见证了新生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渴求，又经历不曾预料的“反右”、“反知”和文革动荡，因为其父解放前是民族工业家，吴家在文革中受到可想而知的冲击和折磨。1978年，吴锡九被政府特批出国继承遗产，遂扎根硅谷，在惠普工作。1985年，惠普中国作为中美第一家合资高科技企业得以建立，其后就有吴锡九的身影。又一个20年后，吴锡九看到硅谷的转型趋势，决意要在古稀之年做点事情推动中美两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这就有了2008年非盈利组织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的建立。
在吴锡九家翻看那一本本厚厚相册，直见这几十年来中美科技产业交流的一个个断章、片断与缩影，也是一个人的两国史。
“国家层面的事总是比较沉重。对不对？”在说起中美能源关系之事时，吴锡九这么说，他的普通话还是少年留下的沪上口音，快促而柔和，“但在民间和企业的层面，双方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美国在创新方面有很大的量，中国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有很大的市场，还有中国的基建标准比较统一，所以比如在智能电网等方面，中国可以采用美国的一些技术。”目前为止，该促进会主要是为硅谷和国内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平台，比如交替在两国办年度论坛，而接下来，吴锡九称，他们还有意在国内跟政府合作成立类似Green Fund、Green Bank这样的创投机构。
同样，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David对中美两国非政府层次的新能源合作更加乐观——他顺便讽刺了一下两国政府在减排、技术转让方面无谓的争论——并进一步指出，双方新能源关系更多是竞争还是合作不能一概而论，取决于能源与技术的具体性质。比如在水处理领域，美国可以转移一些成熟技术到中国来，但是“如果对双方而言都是技术和商业化发展空间巨大的产业，那么双方可能很难存在真正的合作。”David问道：“为什么中国公司一定要跟美国公司合作呢？你们现在做风能、太阳能、发展电动车，不都做得不错吗？现在这个国家实验室总共有3千人，而中国人就有300人，中国根本不缺研发人才。20年前中国启动汽车工业的时候，只有小部分零部件由中国制造，现在除了一些核心技术，你们能做到基本国产化，甚至现在还有了比亚迪。这就是证明。”他说。
还有一个证明。
当我那晚问起吴锡九老先生怎么看待国内近两年来兴起的“山寨”现象时，他呵呵笑道“那很不错啊，很有意思”，边说边抄过边上茶几他用的手机给我看，说是他上次回国时花几百块人民币买的。呃！居然真的是个山寨手机。我在硅谷被“雷”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