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真正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企业,无非海尔、联想、华为。前两者只是迈出了国际化的步伐,但一路踉踉跄跄,真正阔步向前的,是任正非引领的华为。
华为的成功,处处打着任正非的烙印,如同史蒂夫·乔布斯与苹果。这位似有大苦深仇的人,用自己的人生哲学,鼓动和影响着全体员工,舍生忘死地奔赴前线抢市场,在短短几年里,让电信设备行业的巨头们尝尽了苦头。
(本文作者系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
1998年,华为成为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任正非意识到,公司规模的快速膨胀与发展,面临空前的危机和压力。任正非始终牢记华为的发展目标,他认为当时的华为“取得产品技术突破后,不仅不能打遍全世界,而且在家门口也未必有优势”。任正非说,“现在最多是在中国非主流市场上打了一场小胜仗。”
任正非
任正非一直希望了解世界大公司是如何管理的。从1992年开始,他先后到美国、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等,走访了法国阿尔卡特、德国西门子等行业领先的跨国公司。任正非是一位善于观察和学习的管理者,这些海外访问,给了他很多触动和启示。在1997年圣诞节前后访问了美国休斯公司、IBM、贝尔实验室和惠普等4家公司后,任正非深思熟虑地对华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计划。
这些改造奠定了华为全球运营的根基。而任正非的这些改造并非基于“独立自主”或“中国式的”,而是建立在全球视野基础上所勾勒出的“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未来发展战略。
改造内部管理
任正非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改造华为内部管理,其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他甚至强调,“(干部)要把生命理解成一种灵魂和精神,要将这种灵魂和精神注入到管理中去。没有这种精神的干部都要下岗。”
一部起草3年的《华为基本法》在1998年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总结企业战略、价值观和经营管理原则的“企业宪法”和制度体系。任正非开始寻找建立世界级企业的制度保证,他希望通过学习《华为基本法》这种方式,能够将存在于自己大脑之中的价值观有效“移植”到新的管理层大脑之中。
任正非曾说:一个企业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对人才的依赖,对资金的依赖,使企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管理机制。摆脱三个依赖,走向自由王国的关键是管理。我们起草基本法,就是要构建起一个平台和一个框架,使技术、人才和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
与许多中国制造企业关注规模经济效益不同,任正非坚信“大规模不能自动地带来低成本,低成本是管理产生的”。在《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的文章中,任正非指出:规模小,面对的都是外部因素,是客观规律,是难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然扛不住风暴。因此,我们只有加强管理与服务,在这条不归路上,才有生存的基础。
任正非希望华为的未来发展能够超越对单一竞争要素——技术、人才和资本的依赖,而且不以盲目的低成本制造为立命之本。他希望华为能够成为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商业机构,进而成为世界级企业。在向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华为基本法》确立了宏观管理的架构,任正非“通过一系列的子法对其进行描述,然后引进非常多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使管理目标能够真正实现”。
不过,任正非反对在管理问题上故步自封,他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倍加推崇,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坚决反对搞中国版的管理、华为特色的管理。所谓管理创新,在现阶段就是要去消化西方成熟的管理。
任正非较为欣赏IBM,他经常提及郭士纳领导IBM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并对IBM的管理能力赞赏有加:IBM是一个具有80多年悠久历史的公司,而华为还只是一个学生娃,处于课本式的幼稚管理阶段。我们一直摸着石头过河,但不希望掉到河里去。我们应该看到,IBM已经站在相当高的高度,它的坐标是世界级的,所以IBM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理解。
华为在1998年将IBM锁定为自己通向世界级企业道路上的学习榜样和战略合作伙伴。华为首先确定业务模式由电信设备制造商向电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转型,以充分发挥华为产品线齐全的整体优势。这样也可以借鉴IBM自1993年以来在业务模式转型过程中的知识和经验。接下来,大约50位IBM管理咨询顾问进驻华为。5年内,华为为此投入约5000万美元改造内部管理与业务流程。华为还组建了一个300人的管理工程部,以配合IBM顾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