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选择和崛起》
“中美国”对美国至关重要。这是目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关键点。 第二张单:结构调整账单。美国金融危机以后，为了恢复长期的增长，面临结构调整。在现有结构下，假如反危机成功，美国将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正常时期”。放任自流的金融自由化，过度的杠杆运作，成本低廉和几乎无限制的信用，低水平的失业率，等等，将不复存在；美国金融资产的损失将高达13万亿美元左右，金融财富大幅度缩水；美国此一轮周期由房市推动，房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面临供过于求的压力；美国金融资本依然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需要漫长的时间消化；降杠杆过程还没有真正开始；过剩产能将长期存在；消费者在高失业率带来的恐惧下，将改变消费行为，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昔日的繁荣已成记忆，美国将进入一个长时期的低增长、低利润、低投资回报的时期。美国经济增长可能长期维持在1.5%～2%左右。美国最初的经济复苏可能出现周期性反弹，高于1.5%左右的增长率。但是，将很快被新的“正常增长率”所取代。不仅美国如此，发达国家都将面临这种“新正常”的挑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美国几乎在衰退中徘徊了10年，最后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重现繁荣。 以消费者为例，美国消费者的债务同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危机爆发时高达133%以上，目前依然为130%。这种杠杆倍数超过了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而美国在80年代以前相当长时期，这个比例一直在60%左右。在未来十多年里，美国消费者将逐步降低杠杆比例。 以企业为例。生产过剩导致大量产能过剩，企业的现金流同债务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不得不去杠杆，通过减少投资、减少债务，使现金流同债务的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通过这种减少投资和折旧的方式，压缩产能，而实现产能与低水平的需要平衡，将是企业必须面临的选择。投资是经济中活性的需求，消费是经济中被动的需求。投资萎缩的结果，失业率将长期偏高，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将长期下降。
以金融体系为例。银行在自愈的过程中，与周期共振，不仅不会增加对经济的投入，反而会将资金和利润从实体经济中抽走。经济低迷，将增加投资的风险预期，导致银行减少贷款、提高利息。工商信贷、消费者信贷面临长期萎缩和利息提高的困境。 即使反危机成功，美国也将繁荣不再，美国GDP的潜在增长能力将下降，而且其GDP的实际增长将长期处于这个压缩了的潜力之下。这是好的预期。不好的预期是，美国出现日本那种长期的停滞。 危机以后的这种低增长陷阱很难突破，非得有结构性调整。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内在矛盾和金融资本内在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总爆发。美国要想恢复经济增长，必须吸取日本的教训，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美国今天的主要结构性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别太大，导致生产过剩。美国要走出长期低迷的陷阱，必须“革”新自由主义的“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包括更多的监管和局部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分配体系。如改革市场化的医疗、卫生、保险体系，实施某种程度的全民保险，将低收入劳动者的一部分医疗成本社会化，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间接提高可支配收入，从而推动消费。其他可能的选择还应当（笔者认为）包括：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某种程度上增加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作用；提高税收，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财富转移给低收入者；增加其他社会开支；等等。这些结构调整的效果是滞后的。在经济缓慢增长时期，推动这些调整将会导致大量的赤字。美国出现第二、第三个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不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