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媒体密切报道了温岭杀医案和此案引发所在地医生的集体抗议一事，随即而来的行业协会的声援，以及医疗界政协委员呼吁公安入住医院，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关此案的最新消息称，事件已经平息，院方否认了其为不影响当地评选“平安温岭”，并未征得家属同意，即欲擅自将被害医生遗体运往殡仪馆火化的网络传言。但是，该院医生聚集抗议，呼吁保障医务人员从业安全；随后特警出动，医护人员曾聚集通道保护受害者遗体等情况，均属不争的事实。 此案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医患矛盾引发的惨案范畴，而成为一个凸显社会问题的典型个案。这一事件是公共医疗服务长期以来一直挣扎在“看病难，看病贵”泥淖中无法自拔而酿成的恶果之一，令人痛心疾首；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现行的医疗体制之下，通常被认为医患关系中强势一方的医护人员，其实跟患者一样处境恶劣，际遇惨淡，也是体制弊端的受害者。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专业技术壁垒和信息极度不对称，医护人员为虚假的强势光环所笼罩，故而示弱甚至鸣冤叫屈都常常被误解为强辩而不被公众认可。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疲于奔命，不让子女从医等现实，也经常被提及，但总是被认为矫情虚饰而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而当事态发展至诸多类似此案的极端情况下，医护这一专业群体的被动、虚弱、无力与无助可谓暴露无遗，令人震惊。而长期以来公共医疗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正是导致事态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所在。虚假的强势光晕和真实的困境之间，特权的魅影无处不在。 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甚至不如许多落后国家；政府卫生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6%，而全球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8%，发达的如经合组织国家的同一比例更高达10%。 与此同时，随着GDP的增加，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差距非但未能缩小，而是在不断加大。2010年，中国千人拥有的医护专业人员数城市为7.62人，农村才仅仅3.04人。即使在医疗资源看似较为优越的城市，多数市民所享有的医疗卫生资源，与少数特权阶层所占据的卫生资源之间也是比例倒挂，悬殊巨大。 积弊之下，除了凌驾于社会公正、国家法律甚至公共道义之上特权之外，全都是弱者而没有强者。显然，要兴利除弊，改变现状，必须从这一根本问题着手—这固然需要待以时日，一点一滴地做起，才能功达事成。 遗憾的是，惨剧酿成后，温岭当地的行政处理手段并未领会这是以医患矛盾形式爆发的社会问题，涉及民生，关乎民意，更没有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而是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简单粗暴地依靠强力，只顾维护表面的稳定而不管表象之下民怨的涌动，似乎关心政绩的虚荣超过了民间疾苦。 除了医疗卫生界政协委员提出的公安入住医院的提案，更值得关注的是医生群体的组织化并发言的现实。比如，有媒体报道，全国的医生在中国社交网站上留言对抗议表达支持。上海的一名妇产科医生龚晓明在他的新浪微博认证账户里写道，温岭市的同道们，你们不孤单，全国的医护人员与你们同在。 专业阶层的特殊处境，乃至信誉破产更是一个社会现状的最佳注脚。正如有网友所言，无论是医生还是记者，都是道德水准高于平均指数的。但在中国，媒体和医院在扭曲的机制下生出古怪的商业模式。媒体和医院都不能私有私立，但政府又不管你，游走市场与体制边缘。医疗改革，放开私立医院，媒体改革，自由转让，这样，没本事饿死了也认了。温岭事件带来的医生群体发言可以视为阶层自救之开始，那么，最近遭遇类似困境的其他专业群体，比如纸媒、记者群体等，又该如何开启自救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