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选择和崛起》
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给予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从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花了十多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和国与国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会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还要中国大规模地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检查和质询。 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多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营化的十多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多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多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社会成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贫困家庭不堪教育的负重。这些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加入WTO的入场券。 中国在WTO的入会文件中承诺了超过既成会员国和其他入会国所承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WTO的入会文件是一个不公平的文件。这些过度的让步，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隐患。我每次读到有关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叹息。这个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国经济保护的一个时间表。
在重温中国入会历史时，我发现中美两国的一些人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都希望通过开放，通过WTO推动中国内部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私有化。这一点令我十分不解。中美当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彼此矛盾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方面，在事关中国经济体制和长远经济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识！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也许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中国)有些人自觉地做出了关于巨大利益让步和放弃自我保护的承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的责任是推动中国跳上市场改革的快车道的唯一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签署国际文件的方式是强制性克服内部市场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