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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个乐观主义者。碰见困难的时候，最好是少发牢骚，自己想办法来克服，来调整，拼命干自己的事情。我完全同意媒体对于制度建设的呼吁，用制度约束大家，不要去说谎，要守信用。
至于人品层面，很多人都相信为富必不仁，我得说其实未必。我曾经当过工人，车、钳、铣、刨这些我都会，不是天生财迷。要知道在寻求财富的过程里我遇到过多少困难，吃得苦中苦，认准不放松，才寻得了华山一条路。我强调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在包容的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坚忍的精神。我看这个精神比你有多少财富还重要。有了这个精神，财富这东西就看你想不想要了；可有财富的人，未必有这个精神。
这些年我的角色转换太快。以前应该说是一个文人，后来变成一个大企业家，现在又变成了一个高级干部。这种角色的转换，到今天我觉得还没适应过来，好像歌里面讲的吧，到底是变化太快，还是我自己不明白。
你提到的对，我确实说过，有时候我也很困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担，凭什么有这么多财富？但我也有所不惑，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讲，“人非不欲自贵，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这就是我的不困惑。
张朝阳：财富稳定后生活就浮现
张朝阳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作为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在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
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我以2.7亿美元排在第20位，这个估算是准确的。我的财产绝大部分在股票上，都是公开的，很好计算。至于现金，我可以说有了一定保证，具体数目还不是很方便谈。现金给了我一个安全感，让我觉得够花了，再怎么着，这辈子还会有这些作保障。工作的压力因此就变成了纯粹的乐趣。
网络低潮时期，我曾经特别敏感。当时搜狐的股价跌到1美元以下，差一点儿就到了31天，被纳斯达克警告。当时情绪很低落。最初我们上市时股价13美元，我自己清楚，公司没有规模，美国股市是把中国的网络股当做一个整体、当成一个概念来看，价格表现不真实。因此开始跌的时候我不是很难受，但是真正看到被摘牌的危险了，就开始担心公司的前途。过了那一关之后情况就比较正常了，网络进入一个发展期，搜狐做起来了，股价反映的就是你公司的发展情况。现在股价再怎么波动也不会有多大的幅度，它跟你的业绩好坏是紧密挂钩的，因此我的财产基本上稳定住了。
我的个人消费情况不方便回答，但我可以说，消费很低，没有豪华的生活。现在还是工作的时间比较多，用于娱乐的时间很少。
由于在媒体的曝光率比较高，我可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张朝阳爱玩，其实不是。以前搜狐最大的问题是关注度，那么凡是对公司有益的事情我都会去做，曝光率就是这么来的。现在公司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我也就不参加那么多秀，而且只接受必要的媒体采访。
再有，这也是一个兴趣的问题。以前我对出名兴趣浓厚，现在够有名了，对那些出风头的事情就不是那么感兴趣。最主要的是，现在再秀一下，对搜狐的帮助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中国的富豪阶层还是应该得到公众的尊重，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这些人能干，比如能抓住机会，这就是好的一面。现在大家谈资本原罪比较多，其实在资本积累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考虑当时的情况。既要重视历史过程中的公平性，又要考虑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作均衡的考量。
比如说，对待一个早期创业者，他做成功了，那么个人才能和远见起多大的作用，政府的帮助又起多大的作用，应该有客观准确的分析测算。现在因为这些历史纠葛导致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要求我们的司法制度稳重成熟起来。其实对资本原罪的问题，国外也不是那么苛刻，美国就有很多大赦，这才是我很重视的成熟的态度。
如果我们进行类似的大赦，应该有合乎国情的标准。什么样的不可宽恕，什么样的可宽恕，要恰当。如果相关的司法执行过于严苛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人民币外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坏。
我是依靠经营网络公司获得财富的，没有资本原罪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个话。应该有人来说的话我来说它，我觉得这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现在我比较重视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污染，我在持续地关注；二是艾滋病的事情，它不像SARS那么受到大众的重视，但它的影响不只是吞噬掉很多GDP。在搜狐网站上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两件事。
至于富豪是不是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投身慈善事业，我觉得那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已经建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意识，那么就意味着财产所有者有支配财产的完全权力。一个企业家能够为经济作贡献，创造就业机会，纳税，这才是他的本分。如果不专心做这些，有了钱去捐献，那只是小的贡献。
当初我在美国压力非常大，这个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在国内出了问题可以找父母找朋友，在美国工作丢了，你就交不上房租，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压力大，心脏病暴发就死了。因此搜狐这些年来一直诚惶诚恐，做事情很谨慎。在网络这个行业里，我觉得没有在国外呆过的人胆子特别大，敢赌博，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因为没经历过那种困难。搜狐因为谨慎，现金流一直很好，但也失去一些机会，给竞争对手提供了一些机会。我们的董事会比较西化，对中国不是太了解，我在说服他们时，也不是太推行激烈的方式。
这些年我对财富基本就是这么个态度：谨慎、理性。
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财富稳定之后，生活本身就浮现了。我总是说这句话，缺什么想什么。谁说他不想出名那是假话，人都想出名。不过出了名之后事情又不一样。过去几年里其实我一直就觉得自己最缺时间。吃顿饭要想着打几个电话，喝杯咖啡又要接几个电话，就特别想安静，不被干扰。希望自己不用为工作而违背自己的意愿，特别渴望自主和从容的状态。其实直到一年多以前，我还过着那种生活，要去见无穷多的客户，开无穷多的新闻发布会。那时的原则是公司的目标第一，自己的意愿要妥协。
现在，不是特别大的活动就不用去了，生活比较舒适。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发展了，我有了这个资格。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我们的团队成熟起来，每个人可以担当自己的工作。现在我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