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4年1月，顺德碧桂园学校在《羊城晚报》连续3次刊登以“可怕的顺德人”为题的悬念广告。“可怕的顺德人”创造的顺德模式，引起了全国高度关注。
至今，草根经济还占到了顺德经济总量的70%。2008年，一份关于“珠三角模式”的报告总结到：“无论是1980年代的乡镇经济还是1992年之后的民营经济，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商贸流通业，顺德产业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本土创业、在本土草根生长起来的经济力量，加上顺德人捕捉机会的能力，这些是顺德经济在市场形势千变万化之中，自动调适自己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点顺德模式与东莞模式最为不同。”
梁庆德身上多次展现了这种“可怕的顺德人”的调适能力。1994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席卷珠江三角洲，在格兰仕厂区，洪水从一个不起眼的老鼠洞压下来，不到10分钟就把工厂全部淹没。梁庆德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借钱给每个员工发了三个月工资，让他们自由选择，愿意留下的人就一起抗洪，不愿留下就先回去等工厂复工。此举大大地稳定了军心。水退后3天，第一条生产线开工；3个月后，全面恢复生产；当年底，格兰仕微波炉产销量突破10万台，跻身行业第一。后来，格兰仕又成功地解决了家族企业制度中的最大矛盾——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离问题。梁家的亲戚首先离开格兰仕。当初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们也住在离公司不远的一个“小型社区”，通过公司的制度安排，可以分红而不参与管理。
与中国制造业的成长路径一样，格兰仕是通过凌厉的价格战与规模经济实施总成本领先战略。1996年8月、1997年10月，2000年6月和2000年10月，格兰仕把微波炉价格狂砍40%，行业门槛被格兰仕提升至年产1200万台的规模。作为最大赢家，格兰仕微波炉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五成左右。
但梁庆德并不赞同外界赋予格兰仕“价格屠夫”的称号。“价值和价格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格兰仕一直打的是价值战，让商品性能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这本身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松下幸之助说要把家电做得像自来水一样，我们比松下做得到位得多。”
格兰仕的海外市场一直集中于欧洲和美国。由于金融危机，这两个最大市场现在遭受重创，去年8月，格兰仕开始向全球139个国家全方位突击。“格兰仕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企业，生存能力是靠市场磨砺出来的。这和权力经济下的企业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梁庆德说。
苦行僧的毅力
据说，每当企业遇到困难时，信佛的梁夫人都给予梁庆德极大的力量。她会给丈夫讲一些佛理，比如“苦难就是财富，大难必有大福”。而梁庆德也为格兰仕拿出了一个佛教中的“苦行僧”概念，并且一做就要做50年。
1996年，全民“股疯”，梁庆德保持了冷静，让格兰仕顺利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以前，中国再次出现房地产热和股市热，几乎所有知名的家电企业都没能挡住诱惑。当时，银行给格兰仕的授信额度高达68亿元，格兰仕只用了一个零头。有不少人劝梁庆德趁机捞一把外财，为此，格兰仕曾经开过一个专门会议，公司高层争执得很厉害，最后还是被梁庆德一票否决。因此，即使面对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格兰仕仍然有足够的现金流。“搞实业最怕的就是大家进入浮躁的情绪中，一旦浮躁很容易让企业走向不归路。”他承认，“但在全民疯狂的情况下，做苦行僧是要靠毅力的。”
仔细研究格兰仕的经营历史就会发现，格兰仕习惯在市场过热的时候按兵不动，在市场趋冷的时候开始进攻。“企业有两类，一类是1块钱当10块钱来用，当金融危机来临时，由于银根收紧，企业应该收缩战线，以确保自己的主业；还有一类是10块钱只用2块钱，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资产大跌，就是企业低成本扩张的最佳时期。”梁庆德说，“这两类企业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战略风格不同。但毫无疑问，格兰仕属于后者。”
作为格兰仕的精神领袖，这种市场策略激进、内部经营保守的风格与其说是企业的文化基因，不如说是梁庆德的个人秉性。1993年开始的顺德产权改革，目标之一是集中财力扶持科龙、美的、格兰仕等旗舰企业。何享健让美的成为顺德产权改革的首批试点企业，而为改制的“方向性”问题，梁庆德却与桂洲镇政府足足僵持了4个多月，“压力很大，彻夜失眠”。当时，顺德企业改制有四种选择：中外合资、全员持股、公私联营、租赁经营。梁庆德选择的是“公私联营”，因为这样的经营方式“安稳”。
最新的消息是，格兰仕有意“抄底”海外的白色家电产业。目前已经有多家海外中介机构为格兰仕寻觅对象，也有一些投资公司主动接触格兰仕，商洽转让手中的海外家电巨头股权。但按照梁庆德的说法，格兰仕对外收购仍保持谨慎态度，只会针对白色家电领域，也只会考虑收购对方的品牌、生产线和专利技术等，对于工人和债务则不会接收。正因为这一点，格兰仕与几家海外企业的谈判都异常艰难，但梁庆德说，格兰仕不能为了收购而收购，坚持宁愿不收也不妥协，“否则可能把自己拖进黑洞”。
与其做500强的企业，不如做500年的企业
除了“德叔”这个亲切的称呼外，梁庆德还有一个名号——广东十虎之一。在这位喝红酒都豪放开怀的第一代民营创业者身上，有着同时代草根企业家们的共同特征：讲义气，有人情味，在企业具有极高威望。
让外界津津乐道的是，当年为了进军微波炉行业，梁庆德带儿子梁昭贤五上大上海，以一片真诚感动了一批专家，使他们抛弃了上海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转投格兰仕。后来格兰仕第一次改制时，因为看不到赚钱的方向，一些副总包括总工程师都不愿意出钱购买公司股份，梁庆德贷款买下其他员工不愿意买的股份。但当格兰仕有了良好盈利能力后，梁庆德又把自己买的股份拿出一部分来分给大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亲情文化”极大调动了格兰仕员工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人治带来的潜在问题也随着企业的扩大而成为桎梏。梁庆德承认，格兰仕创业之初真正追求的不是创业，而是创富。随着企业不断做大，目标才一步步从挣钱回归到做事业。2004年，他发布了一个十分宏伟的目标：与其做500强的企业，不如做500年的企业。
就在这一年，热播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尤其得到了顺德企业家们的追捧。此前的2001—2004年，由于受宏观调控和原材料涨价的双重影响，以生产制造领域居多的顺德企业普遍面临方向的迷失。梁庆德回忆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汉武帝重用马夫卫青抗击匈奴一幕，由此带来的启示是，搞营销一定要选准人，不唯学历不唯出身只讲能力，把能打营销硬仗的人放在一线。
2005年，格兰仕进行了建厂27年来最大规模的组织架构变革，核心是把公司做小，分权放权。由此，一个格兰仕集团裂变为14家子公司，职业经理人开始被大量引入。刚开始，格兰仕请过一名韩国籍技术高管，并配了5名左右的中国技术员工，但效果不好。后来他们就调整为招聘团队，一组一组地挖，其中也包括营销人才。目前，格兰仕在日本就有8个猎头公司在为其服务。
无论是高价聘请还是抄底人才，格兰仕的评估原则是，是否缩短了与世界优秀企业的距离。再加上2001年“小梁总”梁昭贤以CEO的头衔接过父亲的经营权杖，格兰仕现在基本搭建了父子两代与职业经理人和谐共处的氛围。从家族企业成长起来的格兰仕，开始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即当企业壮大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最高管理者亲历亲为，而是通过组织力和制度、规范、流程，用一个团队来运行整个企业。”
或许可以认为，“德叔”已经达到了基本靠“道行”来运营公司的最高境界。于是，经营之外，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梁庆德正在逐步将自己的创业经验传授出去。100多届格兰仕案例研修班中，学员包括1万多名大小企业负责人。这种“授人以渔”的做法，不但有利于更多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更或许孕育出中国新商业文明的萌芽，按照梁庆德欣赏的《道德经》里的话说：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技术“狂人”尹同跃
就是这样一个“书生”的疯狂，短短数年时间创造了中国汽车业的奇迹
□记者吴丽
尹同跃：奇瑞汽车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4年毕业于安徽工学院后进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1991年10月—1996年11月，在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任总装车间主任兼物流科科长，曾获一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1996年11月离开一汽集团进入奇瑞公司。2004年4月获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CCTV2005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戴着金边眼镜的奇瑞汽车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同跃，十分不喜欢穿西装，在他的办公室里挂了好几件工作服。
和尹同跃同行过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尹总走路太快，很难赶上。”他工作后获得的第一个奖励，是在一汽拿到的十元钱，理由就是他走路快，“风风火火”。但随着奇瑞的成长，尹同跃的步子终于放慢了一些。他需要边走边想的东西太多了。
熟悉尹同跃的人都说，他和吉利的李书福一样“狂妄”。这个工程师出身的“书生”对《商务周刊》说：“奇瑞一定要做一个进攻型企业。我希望先进攻，而不是防守，要么就不干，要干就拼命往前冲。不疯狂，就死亡!”
两个世界，各自出发
尹同跃对记者笑言：“我是误打误撞成就了今天的奇瑞。”但事实上，所有偶然的成功中都有着必然。
1962年11月，尹同跃出生在安徽巢湖。那时候刚结束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第一次“热潮”出现了，汽车制造厂迅速增长到16家，汽车特别是载货汽车产量稳步增长，达到年产两万多辆的水平。
